《史记》创作的直接驱动力量，就是家国忧思。毫无疑问，司马迁著《史记》，是将其国家治理理想借修史这种方式载录下来，以昭明后世，太史公自序中所谓“通古今之变”，亦更多指通古今治乱之变。其实，《史记》中比较启人心智的成分，也就是这些浸透在文字中的治乱兴衰智慧。
　　“本纪”是《史记》五大主体部分中的第一部分，司马迁寄寓其中的为政观，值得深入研究和阐释。
　　《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距司马迁时代久远，司马迁择取史料，主要依据《尚书》等文献，如《夏本纪》的主体，便为《尚书》中“禹贡”一文之全录。
　　司马迁选择史料，大多以为后世提供治乱兴衰借鉴为旨趣。如《五帝本纪》，基本为五帝身世品德介绍与如何对国家机构和官吏进行管理的描述。五帝的德性描述，塑造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样的道德之君的形象；在五帝治理天下行为的描述中，对制度的描述尤为注重，如官吏设置、巡狩、军制等。五帝注重设立官制，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这是华夏初祖最早的制度设计努力，司马迁用详细的笔触还原了这个过程。华夏初祖在设立制度的最初，就力图保持官制的廉洁，并将这一点置于重要地位，如黄帝时的“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的吏治监督制度，舜时的“鞭作官刑”的腐败惩戒制度，都是力求保证官吏廉洁的重要举措。对于“禹”，司马迁专设《夏本纪》一章，其中不仅全部引用《尚书》“禹贡”这一对中国“九州”作最早区划的文献，而且，对禹保持官制廉洁的措施同样多有触及，如“六府甚修，众土交正”，即掌管贡赋的六府，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所有的土地都可征收赋税，对财赋系统气正风清的局面，就有生动的记载。最值得指出的是，命皋陶“作士以理民”，即以法治国，皋陶的理念是：“始事事，宽而粟，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皋陶认为有“九德”的人，即具备宽厚而严肃、温和而坚定自立、随和而庄重、有治理才能而又庄敬、和顺而刚毅、正直而温和、不拘小节而又有节操等品行的人，可以担任官职。而“直而温，简而廉”的标准，正是对居官者的正直、廉洁要求，只有廉、直等德性要求都具备了，才能出现“百吏肃谨”的廉洁氛围。当然，皋陶对失“九德”之人，又制定了“五刑五用”的刑措制度，以之整肃吏治。这些史料的选择，呈现出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国古代具有以法治吏，关注制度作用的传统。
　　《殷本纪》的主角是成汤、盘庚、武丁。成汤有“网开三面”“德及禽兽”的“至德”之治，主张“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即以水映照自己的容貌，以老百姓的反应映照治理是否清明，这样的民本思想，生动表明如何保证官吏的廉洁，是他设立制度的重要努力方向。成汤主张“为善者皆在王官”，强调官吏的德性修养，同时他更注重强化治吏，对渎职者严惩：“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盘庚与武丁有两个非常相似的特点：其一，都是中兴之君，是殷道复兴者；其二，都尊成汤之德，是成汤为政思想的延续者，是成汤制度的继承者，他们注重吏治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司马迁在《殷本纪》结尾处，着墨较多的是商纣王这个反例，但是细加品读，就能发现，司马迁更多指出了商纣王为政行为中的用吏失察。商纣不仅弃用西伯昌、比干、商容、微子、箕子等贤臣，“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商纣王统治后期，已经没有足够多的、相对廉洁的吏僚资源来支持他的统治，因此商朝便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点。
　　周代是开始注重大规模建立制度的时代，在《周本纪》中，司马迁指出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古公亶父为周族帝王系列中较早的代表，与后稷、公刘、季历、周文王、周武王等都是德政施行者，是他开始进行了“五官”，即司徒、司马、司空等制度设置。及至周代，华夏文明已经又继续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仅需要成熟的制度来维系国家发展，更有前朝积累的制度经验可供借鉴。据《周礼》一书中的记载，不仅天官、地官等大的官系之间互有约束，而且在每一官系的内部都设置“会计”等环节实现监察。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通过约束和监督来保证官制的廉洁，进而实现整个国家统治行为的顺畅。在《周本纪》中，司马迁特意选择了《尚书》“吕刑”一文，彰显周族统治者对吏治廉洁的热望。吕侯作修刑辟，直接原因就是为了整肃吏治。“吕刑”言：“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过。”所谓“五过”，即指执法官吏畏惧权势、收受贿赂的五种行为，这些行为都要受到严厉惩处。因为执法官吏的腐败更为可怕，更需警惕。
　　司马迁安排了《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这样比较大的篇幅，来记录这个地处偏远西北的牧马小国如何吞灭六国完成统一。在秦国壮大的历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其实是秦穆公、秦孝公这些雄才大略的君主。秦穆公重用五羖大夫百里傒和蹇叔等贤能之人当政，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带来了相对清正廉明的官场风气。更重要的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以法治秦，同样以法治吏，他注意到吏治腐败无处不在，所以在《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中言：“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所以，只有以法治吏，“罚重，爵尊；赏轻，刑威”，才能保证为政环境的廉洁。同样，《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了商鞅因太子犯法而以黥刑处罚其师公孙贾的事情，商鞅首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主张，不仅强化了律法的公正，而且对吏治极有意义。可以说，商鞅变法，不仅促生了一个强大的秦王朝，而且，他所主张的吏治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朝代的统治者，并逐渐固化为制度。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专设御史大夫一职，行使专门的监察职能。至此，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廉洁治理，又增添了一种比较有力的制度保障，在《史记》中，关于御史大夫行使监察职能纠察贪吏的记载，亦不少见。
　　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开始，历《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司马迁记载的是西汉时期的政治风景。汉虽袭秦制，但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如设立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刺史、郡守、县令长、廷掾等官职，制定“刺史六条”“御史九条”等专门监察法令，都是有汉一代形成的吏治制度。《史记》中详细记载了汉代为治吏而作出的努力，如刘邦，由叔孙通复兴礼制，礼法并行，约束群吏的行为，而《吕太后本纪》记载的吕太后家族的覆亡，即诛除诸吕，将其视作一起极为重大的吏治整肃事件，也言之成理。司马迁之后载录的文帝、景帝之纪，虽然简略，但追求廉洁为政的做法，一样有迹可循，如《孝文本纪》载：“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孝文帝认为，法律公正，老百姓就诚实；定罪恰当公允，老百姓就服从。官吏是管理老百姓的人，是使老百姓走向良善的引导者，如果官吏既不能引导百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给百姓治罪，这是害了老百姓，使善良百姓变成暴徒。文帝对律法的理解、对法与吏关系的看法，都透露出西汉的统治者时时都在为政廉洁上动脑筋。
　　《史记》“本纪”中的为政思想，包括设立廉制、以法治吏、加强官吏的德性修养等，均是中国古代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史传文，史鉴后世，明者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