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审美风尚问题，对于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并非是多余之物，也并非只是装饰或摆设。审美风尚所涉及的，似乎主要在精神层面，其实还有很多是在物质层面。笔者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在于，审美风尚中的“风尚”与“风俗”好像是一回事，其实是有所区别的。就其区别来说，“风尚”更多在于其导向性。风尚与风俗都有明显的空间性，而风尚更显现出时代色彩。著名学者许明先生主编了多卷本的《华夏审美风尚史》，他在卷首对审美风尚有这样的概括：“由审美活动的感性层面构成的有一定发展方向，总体特征具有某种统一性的审美趣味、习俗的总和。我们称之为‘审美风尚’。审美风尚是一个时代审美理念的‘风向标’，是一种‘总体趣味’，是某种‘大道无形’式的风格习俗。它既是可触摸的，又是无处不在的。”（《华夏审美风尚史》序言）我认为这个概括还是较为客观准确的，但是我在这里更多的是主张审美风尚的时代性与导向性。审美风尚带着非常鲜明的时代因素，同时，又是动态的，具有很强的导向功能。
因其时代性和导向性的特征，审美风尚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非被动，而有主动的意向。如果说风俗，应该是客观状态，当然风俗中也可以折射出一个地域、一定时期的社会习俗；审美风尚，则应该带有自为的性质，而非仅是自在的状态。所谓“自为”，则含有主动创造之意。中华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时代审美风尚，往往是某些代表性人物（尤其是士大夫或统治者）主动作为或推波助澜所产生的作用。如六朝时期的玄风，王弼、何晏等人提倡的“贵无”论，嵇康、阮籍等人提倡的“自然”说，都是对玄学影响下的六朝审美风尚做了明显的推动。初盛唐时期“四杰”和李白等诗人，都对“盛唐气象”的产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北宋时期苏轼对王维的推崇，大大强化了文人画风气的盛行。审美风尚往往产生于主动的创造之中。
我们这个时代，是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时代。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我们的时代气魄无比恢宏，气象无比盛大，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与之比肩！我们要创造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审美风尚，而非被动地接受。阳刚之气，壮美之景，刚健之骨，强盛之象，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风尚。无论从精神层面，抑或物质层面，我们都要主动地创造出能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相匹配的审美风尚。我们的人物之美，内外兼修，德才兼备，人格的力量焕发出深刻的魅力；我们的自然之美，绿水青山，生态和谐，万物一体；我们的器物之美，“嫦娥”在天，“蛟龙”入海，长桥飞架，高铁穿梭。我们时代的审美风尚，是壮美刚健的，是风骨凛然的，是文质兼备的。那种畸形的审美，病态的审美，又怎能与我们这个时代相适应，相匹配？
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不应该是浅表化的，而是应该具有内涵及历史厚度的。无论是人物审美、自然审美还是社会审美，都应是在美的形式里，内蕴着中华民族的创造性、积淀性。那种畸形审美，则是停留在最浅表的、最苍白的“皮层”而缺少创造性和积淀性内涵。正如德国著名美学家韦尔施所揭示的“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参见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审美脱离真与善，既无历史感，又无创造性，只剩下空洞的“颜值”，这是与我们的时代无法适应、无法匹配的“审美”。
审美当然是在感性的形态中进行的，其过程往往就在瞬间产生强烈的心灵冲动与震撼。但如果认为审美只是停留在感性的层面，那就大谬不然了。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论诗之语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他说：“非谓无理有诗，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王夫之：《古诗评选》）虽是说诗，却深合审美之义。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种认识是诗歌是与“理”相对的，如宋代严羽所说的“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但这只是说在表现形态上，而并不是说在内蕴方面。王夫之是重视诗中的理性内涵的，只是主张不应该以“名言之理”的形态出现，也即不能以逻辑思维的方式进行创作。推及各种艺术门类的审美，其实都不可能抽空理性的内涵。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本来就是理性与感性密切结合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没有理性的精神作为审美的内涵，而只有感性的欲望，那么，审美就一定会走偏的。理性精神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在审美问题上的方向与理念，它是和时代发展的方向始终一致的。
审美不应是空洞的，而是涵化着历史，蕴蓄着创造。我们在感受呈现于视野、笼罩在周边的美的事物，无论是人物、山川，还是器物、艺术，都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按着美的规律进行塑造物体”（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本），也即是我们时代的人民群众进行创造的产物，如三峡工程、塞罕坝森林、港珠澳大桥，等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这绿水青山也是经过人们的精心维护的。人物的审美，如果止于“颜值”，那就免谈“担当”。内在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与外在的仪表相统一，才是最佳的风仪。审美也应是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感的。在那些美的事物中，蕴含着几代人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可歌可泣的业绩。历史感与创造性的融合，应该在新时代的审美观中成为“大雅”！
我们应当创造适应与匹配新时代的审美风尚，使之内化于“未来人”的审美心理，创世界之美，兴民族伟业！
（作者：张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