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
无论是观众的覆盖面抑或网台各端的播出数据都表明《扫黑风暴》是今年一部现象级电视剧。它能始终牵动观众的高关注度，在于剧本从社会真实中提取素材，以此拨动了大众审美情绪最敏感的部分：对生命至上的捍卫，对权与法、情与理、善与恶的思考也引发了更多的感性共鸣和理性思考。
作为第一部反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电视剧，题材之特殊性决定了这部作品从立意、内容、制作等全流程，都凝聚着多方面的通力合作。这部由中央政法委筛选的真实案例改编而来的电视剧，其创作绝不仅仅是凭“题材红利”一招制胜，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选题要严，开掘要深，才能不辜负一个难得的好题材。 《扫黑风暴》在平衡深度与烈度、兼容纪实风格与戏剧化表达、建构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弘扬核心价值等方面，都体现了创作者对现实主义的驾驭功力。
此外，这部作品，它在氛围的营造、叙事张力的设计、节奏的把控、剪辑的流畅，特别是绝大多数演员对表演准确度和细腻性的完成等方面，可以说都是国产电视剧中的上佳呈现。这使得作品的社会意义、思想价值得以真正彰显，从而具有感染力地体现了建设性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达成了现实性、思想性、艺术性等多方面的结合。 《扫黑风暴》为我们一直提倡的“向上、向善、向前、向美”的建设性现实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样本。
“扫黑”不为“揭黑”，而是引人向上向善向前
有着现实主义的力度，这是《扫黑风暴》予人最直观的印象。2018年，一纸“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一场为期三年、覆盖全国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就此展开。
真实的行动是作品的根基，而反过来看，剧中对党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与力度以及这场行动的艰巨性、复杂性，表现出了深度与现实感。以第一集为例，中央督导组的专车驶入绿藤市，想要在路边拦车递举报信的薛梅命丧不明势力之手。这段剧情不仅从戏剧性上确保了先声夺人，它还承担着为作品定位的使命——中央督导组入驻，体现党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与力度；黑恶势力猖狂初显，反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正因为剧作把握好了官、商、警、黑的复杂关系，并据此建构了剧中的人物关系网，观众在新闻中看到的孙小果案、操场埋尸案、湖南文烈宏案等一度轰动全国的恶性案件，才能不作为猎奇，而是作为一张“黑网”呈现出来，才能透过感官上的触目惊心抵达内心的震撼。
大结局，随着那栋象征黑恶势力的八通大厦土崩瓦解，曾被阴云笼罩的绿藤市及市民终见阳光。何勇那段时长3分30秒的讲话，将“拔毒刺”“铲毒瘤” “有一起查一起，有十起查十起，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的行动内核主张鲜明，也在“有黑必扫、有恶必除”的信念中把整部作品正气、正义的价值高高扬起。
更重要的在乎立意。从第一集的坚定信念与复杂形势并行，到最后在带有纪实感的影像中呈现正义的审判，28集的过程在一种现实主义的图景中体现了一种“建设性现实主义”的从批判到建设的方向。 《扫黑风暴》把镜头对准真实，但真实的落点不在“黑”与“恶”，而是在“扫黑”和“除恶”； “写黑”也不是为了“揭黑”，而是用真实的力量来引导人向上、向善、向前。观众看完《扫黑风暴》后，不会觉得了无希望。向内，它会让人引以为戒，促使你做个好人；向外，它会让人感知社会在进步、正义虽迟到但不会缺席。
挖掘犯罪发生学，为人性走出幽暗点亮一盏灯
作为一部致敬扫黑除恶斗争英雄的涉案剧，邪不胜正、激浊扬清是必然的过程。怎样在观众预知“结尾”的前提下，依旧能让剧情扣人心弦，可以看成一部作品在建构了立意、格局后，所体现出的文本价值追求。
《扫黑风暴》里“14年”的时间概念让人印象深刻。14年的时间跨度，是事实使然，也是文本的价值。它能以时间的长度来彰显斗争之激烈、扫黑英雄之不易，也在时间的跨度中探入了人性的深度，带给观众一定启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扫黑风暴》不仅对李成阳等为代表的“正义英雄”给予了发生学阐释，从而为他的14年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提供了心理厚度，更是从犯罪发生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犯罪行为从萌芽一直发展到最后的滔天大案，从哪里开始、其间经历了什么；有的人从一念之差到在不归路上越行越远，人心变质的发生学过程历历在目。
剧中几乎所有的反面人物都有着犯罪发生心理学的动机。从高明远开始，孙兴、郑毅红、贺芸、董耀、胡笑伟、马帅……无论恶贯满盈者还是人性尚存之人，所有的人物都有犯罪发生学的根基。剖析犯罪发生的根源，不是为了原谅罪犯，而是为了思考、探究，是怎样一双黑手把人推向了犯罪的深渊。这其中有欲望，对权力、对金钱的欲望，比如王政、董耀、胡笑伟等人；也有人性的弱点，比如孙兴这个十恶不赦的法外狂徒，畸形的原生家庭很大程度导致了他向恶的堕落；还有逃不掉亲情骨肉的孽缘，贺芸在一个“好警察”和“恶警察”的双面中挣扎……
写清楚犯罪发生的心理动机，也在促使观众思考，为什么在面对欲望的阀门时，有人关上了，有人却不能。比如贺芸这个人物塑造得很有深意。有时候人可以过许多关，唯独过不了亲人关，过不了自己的骨肉关。贺芸遇上的人生困境、直戳她人性软肋的难题，并且最终绊倒她、让她迈出覆水难收那一步的，恰是亲情这一所有人与生俱来的美好情感。胡笑伟的人物塑造也特别值得一书，予人警醒。这名派出所所长曾经对警徽、对自己的职责是有理想、有敬畏心的，但因为没能抵住欲望的诱惑，最终渐渐滑向了深渊。剧情在审视他包庇纵容犯罪的同时，也拍出了他内心闪过的矛盾与挣扎，甚至还展示了他作为基层民警在直面社区群众时扮演出的“亲民”一面。而其他人，催开心头“恶之花”的，可能仅仅是一种人情社会的束缚、所谓“人情债难还”的犹豫不决等。
正是剧中这些对犯罪发生心理的呈现，尤其是对犯罪心理中具有普遍情感共鸣的人性困境呈现，有助于让人们看见，一念之差会导致未来的云泥之别，人生在有些问题上来不得半点行差踏错。从这一点来说，对犯罪发生学的探究让《扫黑风暴》具有了警示作用，每个人都可能在见到某些具体情节时扪心自问。一部电视剧的社会学意义、人性的教育意义由此凸显。
能在人性深处点亮一盏灯，也是现实主义创作应该体现出的对现实、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关切。
观众对好作品当然会有更高的期待。 《扫黑风暴》在复杂庞大的叙事架构中，有的人物和情节合理性不足，类型化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间的融合也还存在值得商议的地方。但是，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探索样本，我们的影视创作，对人性的恶和社会的弊，揭示可以更深刻，同时对人性善和对社会正义也要更有信心。建设性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最大的不同恰恰就在这里：不止于黑暗，也不止于向往光明，而是现实主义地呈现出黑暗不能阻挡光明的到来，正义有时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它正在到来、甚至已经到来。
（作者为尹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