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演变历程

　　人、财、物超越地域界限自由流动的全球化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多次。美国学者亚历克斯·麦吉利弗雷（Alex MacＧillivray）将全球化分为四个阶段：1500年前后以伊比利亚瓜分世界并逐渐引发机械化革命为标志的殖民主义；1890年前后以英国主导全球为标志的电力化革命；1960年前后以发射人造卫星为大国竞争信号的信息化革命；2005年前后，以中国崛起为新推动力的智能化革命。作为学术概念，全球化由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于1985年首创，表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并由此引发政治和文化日益一体化。其实质是“人类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在不断碰撞、冲突和融合中，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通过推动构建跨越国界的全球生产体系、资源配置与生产效率优化，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贸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社会文化的高度发展。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它也带来了分配不公、文化价值碰撞和人类文明冲突等问题。

　　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展满足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增长，贸易全球化与保护主义之间便产生冲突和较量。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渐受阻，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20年1月英国“脱欧”，使得欧洲一体化严重受挫。美国特朗普政府从2017年至2020年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就职以来，拜登当局虽然采取了一系列让美国重回国际组织的举措，但仍然奉行“美国利益至上”的原则。凡此种种导致一股股来势凶猛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寒流，给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带来冲击。

　　全球化挑战与中国的主张

　　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表面上是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作祟，而其根源却是狭隘的全球主义。全球主义肇始于古希腊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主张用人类中心论和世界整体论来代替并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成为20世纪“威尔逊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思想源泉。长期以来，美国以世界主义领袖自居，率领一些盟国一方面打着“民主”“自由”及“自决”的旗帜，描绘一幅世界和平蓝图；另一方面却建立了旨在服务其终极利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果致使全球经济发展失衡，治理机制滞后，内部增长乏力；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加大；文化同质化严重。

　　面对直冲全球化而来的种种挑战，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1月17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这既是对经济全球化积极面的充分认可，也是向世界人民表明，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矢志不移地推进其全球化进程。可见，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是带有地域性和阶段性特点的短暂现象，而全球化进程则为大势所趋。它不会因个别国家的“退群”“脱钩”等发生彻底逆转。2019年1月22日举办的达沃斯论坛将论坛主题定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以此为标志，“全球化4.0”将作为新的转化动力，推进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文化反思与博弈路径

　　不难看出，一些高唱全球主义的西方国家及其意见领袖是借“全球思维”和“全人类利益”之名，宣扬“西方中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益”之实，期望世界其他国家最终接受其所渲染的“认知图式”。他们发现对自己有利可图时，就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和鼓吹者；而在感到全球化对其不利时，立刻开始反对，并抡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致使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新兴市场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被西方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国际分配不公和国内两极分化，制造了不公正的西方全球化模式，也构成了21世纪经济全球化走向困局的根本缘由。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文化承袭了古希腊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外在征服特性。首先，西方人在崇尚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同时，倾向于将自身喜好强加于其他民族和文化。其次，西方文化受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极力从两极化的事物之间寻求简单而机械的因果关系，往往“见树不见林”。最后，西方学者受德里达后现代主义和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影响，认为语言是用于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过多地注重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而忽略语言的使用者和语言使用的语境。

　　相比之下，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是为了顺应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特点。它们为中国的国家发展与国际战略描绘了宏大而清晰的蓝图，也为世界局势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文化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共处”。向外，它渴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向内，它追求“修齐治平”的自身完善。作为一个“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中国以“两元互补”思维与“关系中心”立场替代西方的“两元对立”思维与“主体中心”立场，主张以国家为主体，尊重差异、共建共享，最终实现主体间的心理和文化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述变革表面直冲经济全球化而来，实质上却是有国家边界的政府力量与无国家边界的市场力量的平衡较量。一方面，某些西方国家在理论上宣扬全人类利益高于国家民族利益，在实践中建立权威国际宪法秩序和国际协调机制，通过旗下主流媒体输出欧美价值观念，引导其他国家自动全盘西化，以便使少数发达国家利益长期最大化。另一方面，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道，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器，与其展开博弈。

　　博弈是一项关于人们如何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如何达到均衡的活动，是一种如何做出最佳决策以获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在奥斯卡·摩根斯顿（Oskar Morgenstern）、约翰·海萨尼（John C. Harsanyi）等学者推动下，博弈从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结构，从经济领域发展到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不同领域。其中，文化博弈则指“在文化交往中出现的交流与碰撞、对话与交锋的共生样态”。中西方之间的博弈具有三大特点：第一，博弈参与人是人格化的主权国家；第二，在博弈双方对彼此的意图与策略尚未了解的情况下，博弈已经开始；第三，博弈参与国彼此不便合作，只能根据自身利益自做决断。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与博弈沙场，首先，我们应该坚持“全球化的捍卫者、完善者”的立场，通过利用、补充和创新已有体制和规则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其次，在国际交往中时刻警惕文化优越感或将自身文化强加于人的不明智之举，力促相互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以弥补自身文化之短。最后，为提升自身文化话语博弈的软实力，我们应该通过文化整合，把文化博弈中各种分散、孤立及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优化组合为一种具有总体性价值理想的力量，为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注入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