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务实

　　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是求得它的真实。只有真实对我们现在才有用。郑天挺曾多次讲“研究历史要求真、求用。首先是求真，然后才能求用，要求真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就涉及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求真，这一点清乾嘉学派对我国的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出现了一批对中国古代有深入研究的经史学家和文字学专家。他们一方面解决了古代一些学术疑难问题，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些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考证方法，这些考证方法强调要认真读懂古书。

　　要读懂古书，必须懂得古音。清代考据学大家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莫不皆然。”（顾炎武《答李之德书》）因为古代的文字与现代不同，要认识古字的本意，必须知道它的读音，因为同一字，读音不同，其意不同，所谓“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惠栋《九经古义序》）。这就是说，要读懂古书，必须懂得文字学和音韵学。其次，还要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与地理沿革等事，进行互证，证明至少要有本证和旁证两条，本证就是自身证明，旁证必须采自他书，才能成立。孤证必须存疑。郑天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受业于声韵训诂学大家钱玄同。他曾说，他们当时读书，一本《尔雅》、一本《广韵》、一本《说文》，经常翻阅，读古文则是《文选》。所以，他在古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有深厚的基础，对一些历史疑难问题，大多是用这种考证方法研究成的。例如，他关于西藏研究的论文《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就是用古文字学、音韵学、地理沿革相互对证，证明了《新唐书》上的发羌即吐蕃的先世，远在隋唐以前的东汉时期就与中原有了交往。研究历史，尤其是古史离不开考证，只有经过考证，才能求得历史的真实，只有真实的东西，对人们的认识才有用，所以有用是以真实为前提的。不真实的东西，不但没有用，还会起相反的作用。

　　关于求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则是于国计民生有用，治世安民有用。郑天挺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撰写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清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一系列论文，都是为了考察历史的真实，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所以，他的考证不是钻故纸堆、脱离现实的为学术而学术。所以对于用，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衡量，要符合客观发展规律。今天，我们应该继承他这一优良学风和学术遗产，加强对古文献方面的学习。这就是说我们做事，除了有良好的愿望，还要有很好的技能。

　　重视史科

　　新中国成立以前，郑天挺被称为“史料派”，这当然是片面不正确的，但他重视史科却是事实。史料就是研究历史的原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米怎么能做成饭呢？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只能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材料，有文字的，有实物的。郑天挺曾说：“我们研究历史，是根据事实，事实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依据史料而知道事实。”因为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客观存在是不能任意制造的，所以要知道事实，必须依据史料，不能凭主观想象。对于史料，他强调要详尽地占有史科，每一条史料只是一个事件的片段，要研究一个历史事件，了解它的历史全貌，必须详尽地占有资料，包括正面的、反面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占有更多的资料，尤其要重视新发现的资料，然后才能从这些资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郑天挺曾多次讲，我们对某一历史事件作判断时要“字字有根据，处处有来历”。材料少了，“孤证”只能存疑，绝不能只找合乎自己愿望的材料。他认为，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史料只是某一历史时代、某一历史事件分散的、片断的甚至是重复的资料，只有对资料进行科学提炼、分析、组织，才能成为历史。所以，他特别强调对资料要广泛联系和深入分析，广泛联系就是对史料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如时代背景、典章制度，上下左右都要说得通，没有矛盾，因为历史事件是彼此有内在联系的，不能这一方面说得通，那一方面却说不通，说不通的硬要说通，就容易穿凿附会。这是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为了坚持己见，对于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就任意解释，只选取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对相反的材料不用或者视而不见。由此可见，在历史研究中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上，也要下大功夫。

　　对于占有史料的问题，他曾说，历史上有些死结问题，由于史料不足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前人已经纠缠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现在人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就不要盲目去做，以免浪费精力而无所得。这一点很有现实意义，有些初学历史的人，不了解这种情况，总想通过做这些问题而一鸣惊人，提出某些主观设想去找史料，这实际上是不可取的。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客观过程，原因在前，结果在后，我们研究某一历史事件时，也要先从起因入手，一步一步往下深究，最后达到结果，绝不能颠倒因果关系。对于这个问题郑天挺认为，历史研究和自然、技术科学研究一样，也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因果关系不能颠倒；时间先后不能错乱；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这三条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极为重要。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又因不可重复，给人们的主观推断留下很大的空间，往往有人会用结果来说明原因，或者以结果为前提来找寻适合于结果的原因，叙述历史，好像历史的发展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这种观点就是以今律古，用结果来附会原因，颠倒了因果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宿命论，割裂了历史的全貌。这种现象是我们当前历史研究中必须警惕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