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雕塑出自“二十四孝”故事，抛开其中的少数“过分孝行”，故事整体是在弘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古人为什么会编纂一个“二十四孝”的故事集，而其中的故事又为什么会发生在东汉呢？
跻身治国大道：“孝”的一场升华
《二十四孝》的作者、成文时间目前尚有争议。历史学者杨伯峻在《经书浅谈》认为，《二十四孝》应该是元代郭守正将24位古人孝道的事辑录成书，由王克孝绘成《二十四孝图》流传世间；到了清末，再由张之洞等人将其扩编至《百孝图说》。
无论这份关于孝顺的故事集是如何流传，但有一点可以发现，就是其中绝大多数的故事都发生在东汉，这是为什么呢？
“孝”这件事，从诞生开始，就有着温暖美好的意味。早在远古时期，人们便有了“孝”的意识。不管是略显神秘的“生殖崇拜”，还是各式各样的“敬天祭祖”，都为“孝”这样的行为赋予了最初的含义，即敬仰与崇拜祖先、希冀福泽与庇佑。商代卜辞中，孝头上的“爻”，也带着点生命延续的美好期许。
先秦时期，人们对“孝”也有了更接地气的理解，便是从心里敬爱自己的父母，也是在这一时期，“孝”渐渐脱离了简单的日常行为，被纳进了道德体系，成为人们所追逐的崇高品德中的一种。孔老夫子，算是其中的主要推动者。
《论语》有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这么一来，“孝”成了人生在世的立足根基，只有做好这一点，才有资格谋求下一步的发展。孔夫子对“孝”还有着特别的认识，比方说，孝的核心是“敬”，也是对父母诚挚的爱。那要怎么做才算真正的孝顺父母呢？按照《礼记》的说法，便得有“和气”“愉色”“婉容”，时时刻刻都得对父母客客气气、和颜悦色，而且还必须发自内心。
《孝经》的出现，不仅将“孝”定义为“德本”，视其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让“孝”有了自己的概念体系，还给了人们一本行孝“说明书”，把通过什么方式行孝、孝的原则、意义这些问题，讲得一清二楚。
真正的升华发生在汉代。在汉廷对儒家学说的极致推崇下，“孝”奋起一跃，从简单的道德要求，变成了治国方略中的关键一环。
刘邦建汉，在儒学的影响下，便慢慢有了“孝治”的做法。其妃子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祀乐》中便唱道：“皇帝孝德，意全大功，安抚四极。”不过，这时的孝治还比较笼统，也就是针对宗室诸王，封个同姓王，共同维护统治。
到了汉惠帝时期，“孝悌”成了教化百姓的一种手段。据考证，惠帝重孝，可能和叔孙通、四皓有关，尤其是儒者叔孙通。作为惠帝的老师，他不仅让“以孝治天下”成为汉室宗法利益中的主要内容，更想出了给皇帝的谥号加上“孝”字的“创举”。
汉代推崇“孝”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首先是统治者以身作则，带头行孝。《二十四孝》中的“亲尝汤药”，说的便是汉孝文帝刘恒的故事，文帝还专门设立孝经博士，其子景帝对待自己母亲窦太后也是好得没话说。
再来，便是大肆表彰孝举。据《汉书》《后汉书》记载，自西汉惠帝到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道的褒奖、赐爵多达三十余次，各地还设有专门负责鼓励和保证孝道执行的官员，称为“孝悌”“三老”。与之相对，在汉代要是有了不孝的名头，不仅会受到谴责，更可能触犯刑法，而且“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最严重的可能会丢掉性命。
如此而言，汉代孝子、孝行故事众多，也就说得通了。
勾连仕途：东汉与察举制
推崇孝道让汉代孝子多起来不假，可为什么这些孝子的故事偏偏能让世人知道，还有了记录在册的机会呢？难道人们孝顺父母，还拿着大喇叭宣告不成？
两汉时期，人们的孝道、孝行真的受到瞩目，甚至还会和官运仕途产生直接关联，这背后是两汉对“孝”的另一种推崇形式——察举制。
察举制始于汉朝，顾名思义，这种制度下，人们可以通过他人举荐来做官。而举孝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所谓孝廉，即孝子和廉吏，后来合二为一，成了一种制度。相对于“廉吏”，“孝”更为注重从民间选拔人才，用大白话来说，即便你出身草民，但若行为向孝，感动世人，不仅有做官的机会，兴许还能成为大官，一举光耀门楣。
兴廉举孝的产生关乎着汉廷对人才的渴求以及教化百姓的需要。汉高祖在位时，便开始要求官员们，但凡发现“有意称明德者”，必须得“劝为之驾”，汉文帝更是直接下诏：“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
要求全国上下举荐“孝悌”“力田”和“廉吏”，为了鼓励大家应选，文帝也是备足了诚意，决定赏赐三老每人帛五匹，孝悌和力田每人帛二匹。
真正的察举制始于汉武帝时期，主要推动者是大儒董仲舒。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在董仲舒的提议下，各郡、国分别察举孝廉一人。“举孝廉”这种制度很快开展起来，逐渐成为汉室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对各郡、县的官员来说，察举孝廉不仅是责任义务，还和自己的乌纱帽有着直接关系。
到了东汉时期，察举制真正成熟起来。一来“孝”“廉”合为一科，且逐渐被固定下来；二来如何察举、向谁推荐等问题都被具体落实。比方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察举的名额和郡国人口有关，郡国人口二十万以上的，每一年推举一人，不满二十万的，两年推举一人。三公、监御史、州牧、郡国首相等都有察举人才的资格。士人被举孝廉之后，大概率会被拜为郎中，然后内升谒者、尚书侍郎，或者外放县令，转升太守。概言之，“孝廉”渐渐地成为将草民百姓与官运仕途连接起来的一条通途。
“举孝廉”兴立之初，给汉廷带来了实打实的好处。一时间，读书人竞相开始追求孝廉，社会风气逐渐向好，而且越来越多品行优良的人才被发掘，为官执政，不少官吏还成了国家的股肱之臣。
“二十四孝”中的主人公，有着“江巨孝”之美称的江革便是如此。王莽时期，国家动荡，当时，临淄有个叫江革的人，他从小失去了父亲，只有母子两人相依为命。那时各地战乱不断，盗贼四起。盗贼不仅抢财物，还常常把家中的男子抓去逼着入伙。江革为了避乱，背着母亲弃家逃难。母亲年迈，腿脚不方便，为了尽量减少母亲的颠沛流离之苦，江革整天背着母亲奔波。一次，他们遇到了贼人，江革痛哭哀求，希望留下自己一命以照顾母亲。盗贼们被他感动，还给他们指引逃难的方向。后来回到乡里，江革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母亲走后，他卧在冢庐旁睡觉，丧服期满，都不忍心离去。
天下平定后，到东汉明帝时，江革被举为孝廉，后升为司空长史、五官中郎将。汉章帝十分欣赏江革的德行，在他去世后还专门在诏书中称赞其孝举：
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后汉书·江革传》）
被举孝廉，出世入仕，报效朝廷，这成了许多东汉重臣的人生轨迹。东汉名士李膺、范滂、符融皆是如此，辅佐曹操半生、美名流传至今的谋士荀彧，最早也是出身孝廉。
某种程度上看，此时的“孝”，不再是单纯的美德，也不光是治理方略。在朝，成为一种伦理秩序和官政准则；在民，则是言行的指导细则和求取功名的考核“科目”。
归于落寞：“孝廉”的变味
按照最初的设想，举孝廉应是于国有利的，可为什么后来这种制度又逐渐被抛弃了呢？
首先，通途渐渐成了捷径。对士子而言，寒窗苦读多年，还不如对父母好点，装装孝子的样子，便能换得功名，这样的“买卖”确实“划算”，所以一时间，为了求名而弄虚作假、沽名钓誉者不在少数。
《后汉书·陈蕃传》中就记录着这样的例子。有个平民叫赵宣，下葬双亲后没有封闭墓道，吃住都在里面，地方官员感念其孝心，把他推荐给陈蕃。谁知一见面就漏了馅儿，陈蕃一问，原来赵宣的五个孩子都是服丧期间所生，气得大骂赵宣——你睡在墓道里，样子做足了，结果在墓中养育儿女，这是欺世盗名，辱没鬼神！赵宣没求到一官半职不说，还因此获罪。
再来，就算百姓端正了心态，可举孝廉的权力基本掌握在大族手中。“孝廉”早期全凭推荐，没有任何考核程序，所以，谁孝顺谁品德好，举荐人说了算。到了后期，干脆变成了“权”和“钱”说了算。据统计，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欲察举六名孝廉，其中被大族指定的就有五名。钱财贿赂也是一种方法，考古工作者曾在东汉墓葬中发掘一块“吾阳成”砖刻，上书十九字，尽是对东汉时期为举孝廉而贿赂成风的痛骂与控诉。
最为可怕的是，凭着推举孝廉，高官的门生遍布天下，诸多“孝廉”逐渐缠绕出一个个世家大族，乃至一人身死，三百二十人“作谥”。正因如此，推举“孝廉”变成一场风险投资，甚至是利益交换，察举之时，官员们还要计算“预期回报”，以至于“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此后，门阀士族们把持朝政、横行霸道，也就有因可循了。
当然，统治者也曾意识到这个问题。汉顺帝时期，名士左雄还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制”运动，增加“限年考试”之法，尝试用客观的考核制度挽救走向歧途的察举制。 作用倒是有，却没能阻止孝廉的“落寞”。正如《抱朴子》中所嘲讽的：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将怯如鸡。”
毕竟，当始于人性深处的温暖与慈悲，交织起利益和权名时，变质变味怕是无可避免。
好在举孝廉止步于旧时，遵孝道却传承至今。有关“孝”的暖意，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正在用更多元的方式传递给长辈。正如景区雕塑事件发生后有人评论：“孝”没有错，错的是把孝当作搏名谋身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