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寻求和平崛起的“东升西降”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逆全球化的不良因素以及国际关系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又使这一变局加速变化，世界经济衰退压力难以避免。为应对挑战，把握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机遇，我们原来的发展轨道、战略策略组合有必要作适当调整。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对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情况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深刻洞察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具有指导全局的前瞻性、战略性。

　　要在开拓创新中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就是要以更为优化的“双循环”，即通过基于内循环为主体的内外互动、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不断开拓新格局，打开新局面，追求更高质量的、以结构优化和应变能力提升为途径实现的中国升级版的发展。在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尤其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我认为应主要把握如下几个要领。

　　第一，要注重优化收入再分配，以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逐年上升，但不必讳言收入分配中存在结构性矛盾和不合理之处。要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改进民生，并在有效投资的支撑下，保持一定的就业水平，使老百姓的收入可以稳定和形成较好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继续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我国14亿人口超大市场的消费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经济持续发展形成的“源头活水”与分配优化的“合理分水”，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一个优化双循环的重要支撑因素。

　　第二，要让中国本土企业的活力能够如愿发挥。这是根本性的问题。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微观层面活力的释放，离不开宏观决策上高水平的改革胆略和决策。在这个问题上，要吸取东北地区在前些年迎来了短暂的经济回暖后，又面临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的困境的教训。这里面反映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因素。民间有个说法叫“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固然只是句调侃，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东北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崇拜“权力与关系”社会氛围的不满。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不足，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构建缓慢，会深刻影响乃至扭曲交易行为，如果契约很难得到遵守，交易成本过高，企业的活力怎么可能真正发挥出来呢?坦白地讲，这样的问题并不局限在东北，全国不少地方都存在类似问题。这启发我们：当前的国内大循环要想做得好，关键是要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下决心打造出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让企业的活力真正发挥出来。

　　第三，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支持内循环。尽管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经成长为创新大国，但离创新强国仍有距离，尤其对于芯片等“卡脖子”的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仍存在明显的短板，这是我们内循环里特别突出、自己目前还解决不好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依靠举国体制“2.0版”，即新型举国体制，而在借鉴“两弹一星”经验的同时，一定要加上市场经济条件。比如芯片不能只是停留在科研阶段的试验样品和开始生产时的较小批量，它最后一定要在市场上形成大批量、源源不断、高稳定性、高质量提供成品的供给能力而占据超过一定临界点的国际市场份额，才标志着终于攻关成功。突破了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无疑将对我国的内循环发挥自立自强的战略性支撑作用。

　　第四，要让供给侧的要素充分流动，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形成的配套改革，让更多的农村人口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中央政府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已有明确的部署，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都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城市和一些省会、中心城市等，也要积极推动居住证积分制度来实施过渡，让已经进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从农村迁移过来又没有取得户籍的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的这个群体，以更好条件尽快对接到市民身份上。

　　第五，要强调必须抓好有效投融资。如果想使所有的经济活动能够有后劲，前置环节是要有投资来形成有效的产能，即形成有效供给能力，从而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2020年后的投融资重点，已经被概括为“两新一重”，即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要合成投融资的通盘安排。

　　所有这些要领归结到一个龙头因素概念，就是中央所说的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们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供给侧“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是难以做到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近年来我们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塑造了立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继续发展国际大循环的有利条件。因此，畅通双循环，意味着基于优化需求侧管理，消除堵点构建强大国内需求体系的同时，要大力促使供给体系和国内、国际需求更加适配，其内在要求就是，在改革深水区，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给、结构的优化，促进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而这个供给体系一定要立足本土，同时要对接全球化广阔舞台，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来开拓发展新格局、打开新局面。

　　(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