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主要集中在发展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制度上。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30年来，我国养老金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目前已建成在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大的养老金制度，在国企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保障民生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养老金体系改革空间依然较大。

　　“我国养老金体系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多层次和多支柱方面严重失衡。”郑秉文认为，不论从覆盖面还是支出规模，不论是基金结余和社会影响力，基本养老金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柱独大”。我国第二层次或支柱发展很不充分，甚至第三层次或支柱始终缺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6日下午就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强调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这在郑秉文看来，是十分及时的。“十四五”期间是发展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历史性的机会窗口期，要高度重视。

　　他指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建立多层次和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养老金制度的升级迭代也是必然。此外，“十四五”期末我国有可能进入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养老金体系不仅是一个民生制度安排，可以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它也是经济制度安排的一个组成部分。养老金作为长期资本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可创造社会财富的长期资本，是可推动技术创新的长期股权资金。

　　我国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建立于2004年，职业年金建立于2015年，目前都有了一定积累，但第三支柱进展有些曲折。2018年5月份试点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效果不好，这是我国第三支柱养老金的1.0版本。这个版本的个人养老金从金融产品上看只覆盖商业保险，税优比例较低，制度设计复杂。

　　近段时间，中央和有关部门连续提出“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即将公布的第三支柱养老金也被业内视为2.0版本。郑秉文认为，这将超越1.0版本的商业养老保险，覆盖金融行业横跨银行理财产品和公募基金，账户持有人的产品选择范围放宽了，可满足不同风险偏好。另外，税优载体是个人账户，不管如何配置资产，税优都是通过个人账户实现的，对“上架”的合格产品，只要进入个人账户就可实现税延的目的。

　　“‘十四五’期间最关键的是要把2.0版本的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启动起来，按照正确的制度设计让它运行起来，在运行过程中‘边干边学、边干边改’，尽快发现问题，尽快解决问题。”郑秉文说。

　　郑秉文还指出，能否将第三支柱发展起来，税收政策的运用与设计问题是关键因素。从税收政策的“运用”来看，要提高激励性。比如，税延比例要比1.0版本提高一些为好，否则，税延比例太低，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郑秉文举例称，能建立第三支柱的群体一般都是收入较好的群体，如果收入十分有限，缴纳完五险一金就低于5000元的个税起征点，个人就没有动力建立第三支柱了，没有享受到税延的政策红利，个人怎会有积极性?对收入好的群体来说，税延比例如果太低，这个群体又不太在乎这个制度了，所以，税延比例要高一些，给不同群体更广阔的选择范围，让那些收入高的群体有参与积极性。这是税收政策的运用问题。

　　另外，郑秉文还指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凡是没有养老金的资本市场，肯定是不成熟不稳定的资本市场，凡是养老金大国，必定是资本市场十分成熟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加快养老保险第二和第三支柱建设，推动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占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