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视商鞅？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高度，是由道儒法三家的精华界定的。政道的高峰在老子，人道的高峰在孔子，治道的高峰在商鞅。商鞅奠定了中国制度文明的基础。没有商鞅变法创新形成的制度文明，中国会是另一个中国。缺少对商鞅的中肯的理解，中华文明观是残缺的。

从中国现代性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性，一部分是学西方的产物，一部分是从中国历史中走出来的，是生长于历史、适用当下、有益未来的观念和现象。商鞅是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和国家治理绕不过去的一关。

商鞅治道的灵魂，可以概括为：因循变化，强国利民，求真务实，赏罚分明，创新图强。

商鞅治道有五大思想遗产：一是变法创新的治理哲学：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没有永恒不变的治理之道，一切都要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不合时宜的旧办法。

二是以法治国的治理原则：法治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是赏罚结合的治理机制：利益是治理的吸引机制，强制是治理的保障机制，两者互补形成国家治理的动力机制。

四是强国利民的治理目标：强国，是激烈的国家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利民，是百姓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两者结合，能激发国家和民众的活力。

五是求真务实的治理精神：敬真理、讲真话、办真事、动真格，敬圣贤但更敬真理；改革需要探索创新，不必事事和于俗同于众；法治必须刻薄寡恩铁面无私；治理国家必须要了解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入境必知十三数。

商鞅治道有五大制度遗产：一是中央集权制度：反对封建，实行权力、法律、军队、度量衡、财税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为什么是强国家不是弱国家？国家竞争首先是国家制度竞争，商鞅创建的中央集权至今已有2300多年，是人类最有生命力的国家制度。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连续不中断的制度保障；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根本制度。

二是科层制为核心的官吏管理制度：以科层制取代家长制，以事功制取代世袭制，明确的职权与责任，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定期的检查监督与报告，使得中央集权能够有效率地运行。经过后来的推举制和考试制的补充，这一制度影响中国2300多年。

三是以法治国的制度：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强调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原则，并且在改革中践行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刑太子师及傅，确定了明确的法律条文、罪刑法定、设置法官法吏、普及法律、一切按法办事的制度。

四是三农治理的制度：扩大农民阶层，限制商业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盘剥，提高农民的地位，农民以粮功和军功可以授爵授官，以授田制、垦田制取代井田制，大田制取代小田制，实行统一的赋税制度，保护农村环境，移风易俗，小家代大家，允许土地买卖，使得秦民（农民）大说（悦）、粮食大增、乡邑大治。五是军队治理制度：形成了职业军官与农兵一体结合的制度，培养军队的勇战善战风气，对后来的军队建设有积极的启示。

但是，商鞅是一个有重大缺陷的政治家，他没有处理好力与德、农与商、法与权、国与民的基本关系，对商鞅思想和实践中的弊端，应进行批判。

但应客观肯定和评价商鞅的治道，商鞅是制度文明的开拓者、现代国家的奠基者、冷峻无私的执法者、国家统一的推动者。国家统一、三农问题、上下流动、以法治国、官吏整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五大重要问题，商鞅不仅全部提出来了，而且都有重大的建树；商鞅治秦形成的制度文明，使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走在国际社会的前列，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为后来的中国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制度文明基础，也为今天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