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了。他和没有找到工作又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叫“工读同志会”的组织，以进行自己新村梦想的试验。

为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毛泽东为寻找这一处理想的新生活地点，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小镇、村庄，他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

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试验场所。就在此时，机会眷顾了毛泽东等“工读同志会”的同学们。原来，谭延闿二次督湘时，杨昌济等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任命杨昌济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就设在杨昌济家，后来迁到岳麓书院。经杨昌济同意，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就在半学斋里开始了他们寄住在岳麓山上的“新村”生活。他们每天除了自学之外，过着一种脚穿草鞋，自己挑水、自己上山砍柴，自己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他们几乎走遍了岳麓山周边的各个乡村，希望建立起一个半工半读、和平友爱的“新村”，但很快这一切因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而中断。

二、“新村”计划书

岳麓山畔建“新村”，只是毛泽东“新村梦”的开始。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他既是为解决工作问题而来——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上了助理员，也是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来。毛泽东的“新村梦”在这里得到了延续。

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

王光祈是工读活动的热心实践者，这年12月4日，王光祈在《晨报》倡议建立工读互助团并向社会募捐。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分3个组。这些小组可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前往北大上课”。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驱张”活动。这一次，他遇到了“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周作人日后虽然成为汉奸文人，但此时却是一个追求上进者。

原来，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这年7月，周作人来到日本，在留学之余考察了日本新村运动。回国后，周作人“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介绍新村运动。

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

在这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中，他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他设想：“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村民”一天的作息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

他在3月14日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谈得十分具体——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定为下列几种：

（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俩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青（蕴真）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设计后，毛泽东为继续“驱张”启程赴上海。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员各奔东西，这份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推延”了。

三、实践“新村”梦想的重大意义

1920年3月5日，毛泽东与陈独秀、彭璜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这年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积极投身于工读互助团活动中，再一次实践他的“新村”梦想。

他在上海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于民厚南里租了几间屋子，正式开始了工读互助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负责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但这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洗烫衣服要来回取送，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12至15块钱。其中要有大约8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

“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北美工读主义于一体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它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彼时的青年毛泽东满怀忧国忧民之心，“身在山中，心忧天下，凭栏熟计连朝夜。菜根为饭草作鞋，要将历史从头写”。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心情是最不平静的，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副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好作为他当时心情的写照。而当时流行的“新村主义”建设和生活，让社会上的青年人精神上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青年毛泽东当然更是向往和追求这样的理想社会。

后来，毛泽东曾反思：“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19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历史是如此记载工读互助团、“新村”实验的结局：“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也就是说，这种“新村”建设，仅仅是“流行一时”而已，“1920年12月以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

尽管“新村梦”破灭了，但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失败中再探索，在再探索中又选择，不找到一条实现“改造中国与社会”的道路，绝不停下探索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