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奖，似乎最初是和年底的腊祭有关。
君王在敬天法祖一番之后，可能会把一些牺牲祭品之类的送给重臣们飨用。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我们在先秦的诸多文献中可以轻易地发现。
但真正意义上的年终奖励制度，应该是东汉才确定下来。
彼时，皇帝给官员发放年终奖金已有了定例，称为「腊赐」。顾名思义，就是在腊月赏赐钱物，以备过年之需。
依照官员等级的不同，「腊赐」的数量多寡不一。杨侃《两汉博闻》载：汉和帝时候，尚书何敞上书反对外戚之奢侈，有注：

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候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官名）各六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

这些赏赐究竟是什么量级呢？
    据研究，汉代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四毛。连同牛肉、粳米加一起，大将军、三公获得的年终奖金差不多高达十万元，最少的虎贲、羽林郎两位也要过万。
对照一下当时官员们的工资，像大将军、三公之类的高级官员，月薪约一万七千五百钱，合人民币七千元，一年下来八万四。他们的年终奖金超过了全年工资，福利之优厚让人羡慕。
何敞着急地说：「腊赐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损耗国资。」再这么下去，国库都要被你们这些外戚拿年终奖而搬空啦！
高额的腊赐，既是对官员们过去一年辛苦办公的嘉奖，也勉励百官来年撸起袖子加油干。真要佩服汉代的皇帝们，毕竟钱、肉、米都是出自国库，倘若没有十足的魄力和财力，谁也舍不得这么大方发放。
清代的徐昂发，在比较了历朝历代的年终奖金数额后，不禁感叹说：「汉世优恤臣下，可谓厚矣。」
别忙，还有外快——
    在造纸术还没普及的秦汉魏晋各朝，书写、传递公文主要是用竹简来完成。为了防止竹简丢失或有人篡改，各部门在发文时通常会在外边套上布袋，然后加盖封印进行加密。

其中一些单位，如负责收集百官审查文件的御史台，一年下来能收到大量的布袋。这些废旧布袋堆在办公室，既占地方，也无法再循环使用，官员们便在年底拿出去卖掉，卖布所得随即分给内部同僚，算是年终分成，金额还算可观。

2、大唐：36%之年化理财

盛唐气象，商品经济发达。朝廷允许各衙门向民间放高利贷。
唐初，京司置公廨本，中央就直接拨款给各司，由各司全权处理「官本钱」的管理与经营。在京各司，包括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诸卫等在内，无论其职权是否与财政事务相关，总有判官主掌该司之出纳事宜，而官本钱就由最与财务相关的判司主导本利的出放与收取。

放贷的本钱，既有朝廷拨发的公用款，也有官员们自行凑起来的集资款。按照当时的利率，月息能够达到3%，折合年化36%。
官府贷款一旦放出，包赚不赔。全年下来，很多衙门都有了自己的小金库，拿出其中一小部分利润入中央财政，大部分则用于地方来打点上司，再剩下的就成了本部门各官员的年终奖金。
唐军也不闲着，中后期亦置「官本钱」，如元和十一年（816）八月敕：「京城百司诸军诸使及诸道并召人捉本钱」；十四年（819）十月，御史中丞萧俛奏请放免「诸司诸使诸军利钱」，以免南北诸司事体有异。
    当然，这里“闷声发大财”的诸军非如前期的边防军，而是掌握于宦官之手的北衙诸军。
唐后期虽然重整了财政制度，而京百司与诸军诸使自营本钱的惯例，仍承袭下来。
总之，官本即使由中央统筹拨给，唐政府似也无意设置一个最高管理机构总领之，或因官本乃补充性财源，营利手段难上官场台面，才任各司自行处分。
京司官本系由各司独立经营，比部只从事财务检查。各司官本的管理者，是该司处理财务的判官，即使利钱供其他单位使用，也采专司办理，事权集中的原则，以节省人力，提高效率。
至于本钱的实际经营者，则是判官之下的属吏或属司。地方官本的管理者，也不是州县的勾官，而是如京司那样，由判官负责，亦即主管官本放贷的人是仓曹参军或县尉。
正所谓古今皆有生财道，工资加上福利，「自力更生」的唐代官员们生活水平其实也还挺高的呢。

3、富宋：薄薄的年终奖

与汉代官员薪酬制度大相径庭，一向标榜富裕的大宋，则采取平日高而年终低的策略。北宋官员的工资相对较高，年终奖金则少得可怜。
    以我们熟悉的包拯来说，他任职开封府时的基本工资包括了月料、餐钱、茶汤钱、薪炭钱、公使钱（招待费）、添支钱（岗位津贴）等等，全部下来差不多已有万贯。
反观当时官员的年终奖金，即便是宰相、枢密使级别的国家重臣，每年冬至赵官家也不过发给其各自五只羊、五石面、两石米、几坛酒而已。
    翰林学士院负责起草文书谕旨，财权、事权都不怎么突出，所以平时捞油水的机会本就不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凡遇到官员升迁，需要翰林学士院起草任命书，官员就会送些礼物，权当润笔。一年下来，礼物积少成多，积零成整，成了翰林学士院一项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
    宋代，官员送来的谢礼包括丝绸、马匹、铜钱等，动辄几十匹、几千贯的送，数量着实不少。谢礼怎么分配呢？一般来说，一年中分两次，三伏天发一次，年末时发一次。为了分配平衡，翰林官员们在起草文书时会让大家都参与进来，一个人能够做完的活儿，往往要分成数人去做——张三起草，李四润色，王五誊录，再有个赵六审校。如此一来，年关岁尾分成时就能保证人人有份儿。

4、明朝：京官不好当

连对大明朝诋毁万般的《明史》，都称明代官俸最薄，「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廿二史札记》卷三二亦有《明官俸最薄》之条。太祖极力推崇老百姓举报贪官，「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老百姓可以写举报信，也可以到首都上访，有权力「绑缚赴京治罪」。
太祖在洪武十八年（1385）下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一般贪官被逮住之后罚到南京城建筑城墙，贪污银子达到60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其他处置措施包括：凌迟、枭首、弃市、族诛等。
皇帝管得严，京官待遇差，谁还敢奢望年终奖？
世宗以后，地方腐败便孳生起来——
周晖，万历某年年根底访客，看到南京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浩浩荡荡一群，每人手捧一个食盒。周晖好奇不已，忙上前打听，才知都是来给兵马司官员送礼的。这让周晖大感诧异，毕竟当时兵马司只负责南京城的治安消防、看守囚犯等杂事，官员品级也不高，竟然有这麽多人前来送礼孝敬。
这从侧面也能反映出，明朝中后期地方官每逢年节也许能收到不少过节费。

5、清朝：年终奖与腐败

清宫有「冬至赐貂」的惯例，每逢冬至，在南书房、如意馆、升平署等部门上班的人都能得到数张貂皮。
临近年尾，各王公大臣以及部分外廷大臣还能得到皇帝赏赐的「福」字一幅，「岁岁平安」荷包一个，灯盏数对，以及从辽东运来的鹿尾等珍贵物品。
福字、荷包虽然有点形式主义，但既然受赐于皇上，自然意义非凡，百官还是会引以为荣，格外珍惜。
单凭皇帝赏赐，或是同僚自筹，似乎还不能满足官员们的春节消费需求。长久以来，官场形成了送礼打点的潜规则。春节尤其是下级孝敬上级的绝好时机。这种进项虽然不能称为年终奖金，但它也是官员们年终收益的重要来源。
最有名的就是「炭敬」和「冰敬」——
炭敬，又称节敬，是清朝外官在冬季馈赠京官的银钱，盖因地方官多在冬季时以替京官购置木炭取暖为名而来，由于是春节前后发放故又称节敬。相对于冰敬，炭敬的等级较低。炭敬金额不一，但最低额度是八两。
炭敬终究不是合法的款帐，实际上是属于「三敬」之一的陋规，但积习既久，查不胜查。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
曾国藩同样也接受「炭敬」，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国藩接受程玉樵送别敬十二两，罗苏溪送炭资十两，李石梧送炭资十六两，但仍难以为生。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初六日，当时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云南报销案，有御史陈启泰、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先后弹劾军机大臣受贿，王文韶、李鸿藻承认接受过「炭敬」。惇亲王奕誴主张严查炭敬、别敬等变相贿赂，翁同龢等反对，最后，慈禧太后对此不予追究。
还要补充说说「炭敬」的名目，既要送到位，还不能落于俗套：送荷包或信封。
当然，学问和深意都得体现：

如果上写「强仕」二字，今人看了想必会一头雾水，且放心，清代长官知道《礼记》中曾写道「四十强而仕」，「强仕」当然代表四十两银；

「大衍」，取自《周易》之中「大衍之数五十」一句，代表五十两银；

「耳顺」，《论语》有句「六十而耳顺」，那就是六十两银；

「梅花诗八韵」，暗示内有八十两银票；

「四十贤人」当然也不是罗列了四十位贤人的名单，而是代指四十两银……

有些名目更雅、寓意更好的礼单：

「百寿图一轴、两轴、三轴」，分别指银子一百两、二百两、三百两；

「双柏图一座」，二百两；

「秦关一座」，一百二十两，典故出自「函谷关高一百二十丈」；

「毛诗一部」，三百两，蕴意来自《诗经》有三百零五首诗……

逢年过节收一圈礼，简直能把传统文化知识温习一遍。
当然也有闹笑话的时候，载涛，曾在春节期间收到逊帝溥仪一信封，上写「千佛名经」四字。这位皇叔不明所以，还请人前来解读有何佛法深意，直到打开才知——原来竟是一千两银票。

6、民国：真正属于劳工的年终奖

年终奖金不只是古代官员们的专利，一些供职于银柜票号、粮米油店、丝绸布庄的雇员或学徒，也会在春节来临时收到老板的过节奖励。一名员工能够得到多少年终奖金，关键要看平日表现，也就是自我奋斗和付出，但也要考虑到店面效益，以及老板的人品秉性。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相继在沿海口岸开工设厂，大量招募民众务工。外国资本家们剥削欲太过旺盛，经常克扣工人们的年终奖金。
1940年代的大上海，丝织业、邮政业、船舶业经常发生工人争取年奖的罢工行动，以致上海工商界还联合成立了「年奖问题处委会」，专门负责调解协商各工厂的年终奖金发放问题。据民国三十七年《工商法规》载，年奖问题处委会曾出台过四条决议，针对工厂不发年奖、工人罢工等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其中特意提到：
本年度工商业情形萧条，该会为求了解实际情形起见，择定重要各业，由工业会、市商会及各该工会领导人员，协助调查，并由年奖处理会指派委员参加，综合劳、资、政府三方面调查所得，作该会调处工作之参考。

其实，年终奖不在乎多寡，尤其是在中国北方讲求人情宗法，多数劳工更在乎的是企业家心里有没有下属，而下一年我该以何种态度去因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