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官卖

人必须吃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且，与其他生活必需品不同的是，盐只能买，一般老百姓自己产不了。
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盐的地位都很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黄金了。古罗马、印度等国都曾实施过盐业专卖。古罗马帝国还曾用一部分盐来作为军饷，称作“薪水钱”。今天英语中的“薪水”一词就来源于此，英语中薪水—— salary 也是从食盐的 salt 演化而来。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经常用盐来购买奴隶。如果奴隶主认为某个奴隶劳动不行，就说：“他不值那么多盐。”
    中国古代，在春秋之前，虽然一直也把食盐作为国家战略物资，但对民间自由买卖食盐并不限制。到了齐国管仲时，这一状况被改变。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贤相。他推行的一项计策叫“官山海”，即政府要将大海里的盐、山里的铁都收归国有。他向齐桓公进言：盐是人人必须吃的，大王您的国土又方便产盐，如果朝廷垄断了食盐的生产、销售、流通渠道，即便将食盐价格定得很高，也不怕卖不出去了；这样在一买一卖的差价中，国家就能稳收盐利，大王您的国库充盈，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管仲的改革，就是实现国家对盐业资源的垄断。齐国果然迅速崛起，齐桓公也因此成为一代霸主。不过，汉朝初年时，政府曾允许民间资本经营盐业，此举造就了一大批富商大贾。司马相如的岳父就靠着盐井生意，积聚了大量财富，家仆丫鬟多达数百人。结果，到汉武帝时，因为对外用兵需要用钱，这些盐商集体哭穷，皇帝一生气，就把盐、铁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由政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私人经营。
王莽时期，富商大贾贿赂地方官府，公开或半公开地“盗煮”，食盐国营出现松动，到曹操重新施行“国营”时，食盐私营已经持续了180多年。三国魏晋时期，各个政权吸取了春秋战国东方诸国“不煮盐无以富国家”的教训，纷纷推行强制性的“国营”或“军营”政策。
唐初，国力兴盛，财政收入的渠道很多，有一段时间，不光对食盐买卖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还免除食盐征税。可惜好景不长，安史之乱后，政府财政枯竭，只好重新打起了盐的主意。
与汉代那种政府负责产销一条龙、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政策相比，唐朝中后期的食盐政策有很大变化，简单说，就是盐场生产食盐，政府低价买、高价卖给商人，商人运输到政府指定的经销店销售。如果说之前的政策是政府统管，考虑到民生，盐的价格还不会太离谱，那么按照后面这种做法，商人自由售卖食盐，如果价格过高，老百姓就吃不起盐，就会寻求购买私盐。

私盐如果做大，必然导致政府盐税减少。政府收入减少，就会继续提高食盐的批发价，同时加大打击私盐的力度。官与民的矛盾就这样逐步尖锐起来，直到不可调和。

官盐与私盐的PK

食盐的利润有多高，管仲曾说过，一家十口人，就有十口人吃盐，使盐价每升增加半钱，万乘之国每月就可多钱上千万。盐业如此高的利润，也引得无数人愿意火中取栗。
官府为了打击私盐，制定了严苛的刑罚。汉代规定，敢私自制盐者，割掉左脚趾。晋代，私煮盐的百姓判4年，官吏判2年。到了唐末，打击力度更大，唐德宗时，敢贩私盐一石的，处以死刑，后又规定，不仅贩私盐的人要处死，街坊邻居没有检举揭发的，受连坐之罪。最终，这种严刑酷法不仅没带来预期中的收入，反而把大唐江山给搭进去了。
    公元874年，著名的私盐贩子王仙芝聚众数千人，在河南长垣揭竿而起。不久，另一名私盐贩子黄巢也加入到起义的队伍中。黄巢家三代贩私盐，是个资深私盐贩子。后来，王仙芝战死，黄巢一个人带着队伍把当时的唐僖宗赶出长安，黄巢自己还登基当了皇帝。对于一个私盐贩子来说，这算得上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元朝的命运与唐相似，元后期，朝政腐败，财政吃紧，于是拼命提高盐价，食盐收入在朝廷总收入中占据重要比例。盐价像坐火箭一样直线上升，最终引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起义队伍中，要么起义头领自己是盐贩子，要么起义队伍中有很多盐工，所以有人说，元末农民起义，基本就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
后来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属于非典型盐贩。他自己是农民，还当过和尚，但并没染指过贩私盐，不过他起兵的经费大多是私盐贩子提供的。1354年，他依靠私盐贩子给他提供的盐，到怀远换了几十石粮食献给他的上司郭子兴，然后才获得批准回老家招兵买马。结果就是这次回乡招兵，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徐达、常遇春、郭英等后来明朝著名战将，都是在这段时期获得的。从此之后，朱元璋独立拥有了自己的人马，开始参与到争夺天下的棋局中。

另一名典型的盐贩子是张士诚。张士诚，原名张九四，是泰州白驹场的亭民，也是世代以煮盐为生的人。白驹场是元末两淮29个盐场之一，也是张士诚干活的地方。这个盐场有个小领导叫丘义，丘义经常滥用职权欺负盐民，名声很臭。终于有一天，张士诚和3个弟弟，加上其他盐民共计18个人，拿着刀棍，把丘义给杀了，连带着把平时欺负他们的盐商、官吏10多个人也给一锅端了，跑到临近的草堰场，召集到盐丁数百人，公开举起了反元大旗。

还有个义军首领叫方国珍，浙江黄岩人，也是世代以贩私盐为生。与张士诚不同，他的起义带有很大偶然性，是在拒捕时杀了朝廷官员，不得已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不过，方国珍自己没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也不懂得经营天下，所以就满足于在浙东沿海活动，以水军为主，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乘船逃跑，占岛为王。

方国珍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多数盐民的局限性。比如，黄巢也是这样，他攻克长安之后不思进取，未消灭分镇关中的唐朝禁军，又缺乏经济政策，最后被唐军击败。张士诚在起义后，也很快就开始改元称王，忙着给他的兄弟们分封官爵。反而是一开始实力最弱的朱元璋，因为有明确的目标，最后反而夺得天下。
不过，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种小富即安的性格也不算是坏事。方国珍后来得以保全性命，后代还做了明朝大官，而张士诚却在与朱元璋的争斗中落得个自缢身亡的下场。

私盐贩子之间的斗争
盐贩子不仅跟朝廷斗，有时，他们之间也互斗。比如，黄巢起义就受到了当时另一名盐贩子钱镠的顽强阻击。钱镠是杭州临安人，也是个专业私盐贩子。史书载他“善射与槊，稍通图纬诸书”，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这样的能力素质在盐贩子中间自然算得上出类拔萃，所以成为盐贩子的首领。
黄巢起义后不久，官府兵力不够用，就招用民间武装力量，这时也不管这支武装原来是干啥的，只要反对起义军就是朝廷的人。钱镠的队伍就这样被招安，成为临安石鉴镇董昌的部下。黄巢兵临临安城时，钱镠献计，认为敌我兵力悬殊，不可力敌，只能智取，他亲自率领一队人马埋伏在黄巢必经的山谷中，狙杀了黄巢先锋军的头领，趁着义军群龙无首的空档，主动追击，斩杀数百人。之后，他放出风声，说临安的兵屯到八百里了。黄巢是外地人，不知道八百里是当地的一个地名，感慨道，一队人马我们况且打不过，何况屯兵八百里，于是就撤退了。
钱镠借此一战成名，之后晋升为吴王，安稳度过晚年。

安全着陆的钱镠，成为众多盐贩子的人生偶像。元末的方国珍与他命运相似。
方国珍虽然是最早起义的，但立场并不坚定，中间多次投降过元朝，并被利用来攻打另一个盐贩子张士诚的义军。这明显是朝廷借刀杀人的计策。不知为何，方国珍反而在作战中十分卖力。1357年，方国珍以江浙行省参政之衔领兵攻打张士诚部镇守的昆山。方在作战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斩杀张士诚麾下二将，以五万水兵力克张士诚的七万陆军，兵锋直指平江府城。没过多久，张士诚也投降元朝，方国珍这才撤并回浙。后来才知道，方国珍并不是没看透朝廷的诡计，而是听说昆山城内有好多金银财宝，为了这些东西，他才拼命的。
此战之后，方国珍升任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堂而皇之地当起了朝廷的一方大员，后见形势不对，再次举起反元大旗。期间，有人劝他组织武力，一统天下。他立马表示“吾始志不及此”，也就是说他从来没这么想过。朱元璋得势后进攻浙东他的老巢，他一触即溃，献地投降。尽管朱元璋很看不起方国珍，说方国珍这个私盐贩子，懒惰又惜命，总是首鼠两端。话虽这么说，方投降后还是被封为广西行省左丞相，得了善终，他的后人也都做了明朝的官，可谓是钱镠的复制版。
    另一名私盐贩子张士诚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张士诚起义后，先后攻克平江、湖州、松江、杭州等地，之后在平江府自称吴王。朱元璋这个时候势力还不够强，特意派使者给张士诚送信，一来套套近乎，二来希望加强联合，合力抗元。兵多将广的张士诚根本看不起朱元璋，傲慢地拒绝了对方，并扣押了朱元璋的使者。
     朱、张从此结怨，并很快爆发战争。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被朱元璋围城，绝食而亡。张士诚被朱元璋挤压在苏南的狭小地带，动弹不得。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方国珍又来攻打，所以也难怪打不过方国珍的水军。为了报复朱元璋，他向元朝投降，被封为太尉。
虽然当了官，但张士诚仍旧保留有很大的自主性，拥有自己的军队。1363年，他攻占杭州，复称吴王，再次反元。朱元璋后来在攻打他前，曾给他写过一封劝降书。张士诚倒是挺有骨气，至死不降，数次突围未成，最后被俘，自缢身亡。
    元末算是私盐贩子活动的顶峰。明清两代，依旧实行的是官府专卖制度，虽然仍存在私盐贩子，但面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严密，更乐意成为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商人，不再把权势放在心上。而对于官府来说，也乐于让这些商人成为朝廷的代理人。乾隆时的两淮盐商，固定资本达九千万两白银，是朝廷两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有钱的盐商大多追求生活享受。当时有一名叫黄均太的盐商，吃一碗蛋炒饭，成本是白银五十两，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下蛋的母鸡每天吃各种最名贵的药材，配饭的鱼汤使用了32种珍贵的鲜鱼。

盐贩子为什么这么强

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中，盐民一直过的比较苦。
比如在宋代，每到收盐的时候，分管食盐专卖的领导必去盐场严密监控，盐民想离开盐场出去办事，先脱光衣服接受检查，以免他们把盐夹带出去。这些盐民专业从事食盐制造，不交农业税，只交成品盐，政府每年发给口粮和少量生活费。

元代在盐场劳动的农民被称为盐户。盐户为世袭，不得改业，每年除了要向国家缴纳足额的食盐外，还要承担一定的差役，待遇比宋朝时还要差。元朝朝廷自己也认为，“煎盐、炼铁、运粮船户，较之其他，尤为劳苦”。所以古代的盐民，与种地的农民相比，某种意义上，已经与近代的产业工人相似了。

另一方面，贩卖私盐，毕竟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不少私盐贩子有了钱，就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形成贩盐集团。唐末的江淮产盐区，就有这么一伙人，他们全副武装，驾着大船在江河中畅行无阻，每到一处，就用抢来的财物换取食盐和茶叶，如果敢拒绝，就点火烧了房屋；碰到有朝廷设卡征税的关口，他们就直接武力闯关。由于实力太强，当地官府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黄巢那样的大盐枭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谓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古代但凡能成为私盐贩子的，大多是些头脑活跃、胆大心细之人，他们既有钱、又有武装，为了运盐要和地方豪强、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打交道，有的还和官吏勾结，因此当天下有变，一些有野心且嗅觉比较灵敏的盐枭就会乘势而起。这些人平时或在一起做工，或一起从事贩卖私盐的活动，组织性、纪律性都较一般种地的农民要更强，他们组织起来，更加团结，战斗力也更强。比如，元末绍兴山阴县的私盐贩子，为栽赃嫁祸给巡查的官兵，把自己的孩子给杀了，可见当时斗争之惨烈，也可见盐贩子有多狠。
往往也因为眼光和见识的限制，这帮人只能割据一方，最后被真正的具有更长远眼光的英雄吞并。无论是黄巢还是张士诚、方国珍，都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反而是非典型私盐贩子朱元璋，最终夺得天下。
    从官盐与私盐斗争的历史看，食盐专营确实能够给政府带来稳定、可观的税收收入，但由于盐政中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其带来的破坏力也是显而易见的。2016年，我国废止了盐业专营有关规定，允许现有食盐生产定点经营企业退出市场，允许食盐流通企业跨区经营，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放开食盐批发、流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