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基础地位的确立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第二阶段是连续种植的农业（亦被称为“传统农业”），第三阶段是集约经营的现代农业。中国古代农业涵盖了前两个阶段。如果把这二者做一个比较，据统计，以每500公顷养活的人口为衡量标准，传统农业的效率是原始农业的20倍。
　　
　　中国的传统农业出现较早，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就开始种植粟，公元前5000年左右，长江流域开始种植水稻。中国能较早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发源地之一，主要归因于先民生活时代中国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据竺可桢研究，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墟时代，中原地区属于温和气候，周朝前200年气温有所降低，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气温再次回暖。在这漫长的数千年中，黄河流域长期处于亚热带气候，农作物生长期比现在长约40天，优良的种植条件成为农业累积发展的前提。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竞争加速了生产技术的提高，铁器农具得到推广，牛耕也开始普遍应用。到了秦汉大一统时期，随着太平日久，以家庭为单位长期躬耕田亩成为可能，人口增长导致土地相对稀缺，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显出优势地位。这种模式人为地提高了地力，也巩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方式，进而促进以家族为组织基础的村落的发展壮大。精耕细作的农耕模式可以高效地为农业帝国提供经济基础保障，密集的村落形制为帝国统一提供稳固的政治基础。到秦汉时代，传统农业在中国成为主体产业，在此后的2000年里，农业一直是保障社会民生的基础产业，在农业经济长期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农业文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文明。
　　
　　农业优先的原则
　　
　　既然农业是经济的第一来源，又是国计民生之本、政权稳固之基，所以历代政府都十分强调农业的地位，通过建章立制来实现农业优先的原则。
　　
　　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有识之士就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当时，井田制逐渐瓦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意识到，把治私田的劳动力量集结起来产生的效能是非常大的，于是都在提高农业效率和奖励农业生产上下功夫，在这方面展开了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到了战国时期，更强化了农业的重要地位。在当时争霸的需求下，谁能掌握更多的土地、人口和粮食，谁能把国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得更紧密，谁才能胜出，要做到这两点，必须优先发展农业。秦国商鞅变法把重农推向极致，采取了农战结合的举措，其核心是“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这一国策充分动员了想通过务农和军功改变命运的底层劳动者，最大限度吸纳了来自周边国家无地少地的务农者，在富国强兵上胜于六国，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西汉初年，经过连年战乱，国力疲弱，需要恢复农业生产，同时为了抵御匈奴的进犯，粮食依然具有战略物资的性质，农业生产也依然具有战备属性。汉王朝一边面临这种战略需求，一边却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徒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晁错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指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贾谊也认为，农业是“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的立国之基。他们之所以都强调农业的重要地位，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比较低，受天时地利因素影响较大，在短时期内人为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很小，土地产出的剩余产品有限，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商品交换，缺乏形成立体商业经济的条件，农产品更多时候只能具备养活人口的功能，而不是商品经济中的流通性产品。在生产力较低的时代，国家只能在维护农业的根基地位、扶持农业使其保持在一定的效益上下功夫，以求得农业经济相对平稳，保持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持久性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是国祚绵长的王朝时代，还是政权并立的分治时期，从官方到民间，自然经济性质的传统农业都备受重视。继两汉时期黄河流域传统农业长足发展之后，东吴的屯田制度和东晋人口的南迁带来了长江流域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南朝历代农业的累积，南方广大区域富有鱼盐之利，这才使南北物资交换成为可能，也为隋唐的文明波峰奠定了物质基础。唐代从贞观年间到天宝末年，农业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即使经过安史之乱，到了中唐，田地亩产依然较高，据《新唐书·崔弘礼传》，唐文宗时期官员崔弘礼“迁河阳节度使，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人口也大量增加，到了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有800万多户，人口突破了7000万。唐代时，江南地区已经成为财税的主要来源，这主要得益于江南地区更加优厚的耕种条件和垦农技艺的提高，唐诗中就呈现了这方面的状况。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说：“煮井为盐速，烧畬度地偏。”李商隐《赠田叟》中说：“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螟传深谷声。”“烧畬”和“伐树”都是为了垦荒，继而可以农耕，说明当时的农民变山河湖海为耕地的能力较强，开发农垦的意愿强于依赖渔业和林业为生的意愿。
　　
　　与他者互动的传统农业
　　
　　中国历史上，在传统农业占主导的中原地区，渔猎、造林、游牧和纺织一直都与农耕并立，但是只能作为农耕的补充。而以游牧为主的北方草原地区、以原始农业和牧业为主的西北西南高原地区、以采集渔猎为主的东北地区等地，农业经营的成本较高，一直没有实现原始农业向传统种植农业的转变，所以，农业只能作为这些地区人们的副业。事实上，中原地区虽然选择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但是并不排斥其他产业形式和生活方式，各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异，这种选择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造成了互补。
　　
　　以农牧分界线为例，可以看出农业与畜牧业的竞争与融合的历史。农牧分界线并不是一条刻板的划线，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农牧交错带。在西汉到南宋时期，农牧分界线基本保持在龙门到碣石一线，之后，这条线逐渐北移，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这条依据自然条件划分的分界线。
　　
　　在游牧区域，也曾有过成规模的农耕文明，比较典型的是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统万城。赫连勃勃采纳了“蓄力待时，详而后举”的策略，选择在农牧交错地带建立匈奴人传统的单于庭，是出于退可游牧、进可征战的考虑。统万城在开发时是水草丰美的畜牧区，同时兼有贮藏畜产的功能，随着居住日久，习惯于定居生活后，又依托于无定河流域在城南开发了大量农田，统万城成为了亦牧亦农的塞上江南。这位匈奴大王也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把他的单于庭变成了“华林灵沼，重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的城池，可见赫连勃勃汉化之深。
　　
　　总之，把传统农业放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看，非农业是对农业的必要补充，中国古代经济整体呈现出无农不立、无农不富、无非农业而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