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指出，为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就得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就得让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就得让人民来共同分享社会经济发展之成果。

　　可以说，这应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既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也与经济生产率水平提高有关，更为重要的应该是与政府收入分配政策有关。如果社会经济发展最快，劳动生产率最高，但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那么居民收入分配的成长仍然会面临许多问题。因为要在未来8年内让居民收入水平成倍增长，就得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近十年来，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难得的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则越来越严重。可以说，对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或如何遏制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将是十八大后最为重要的经济改革之一。

　　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关系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问题。而且社会的公平公正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居民收入分配公正性。因此，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是十八大后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调整。尽管这几年政府对此下的功夫不少，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将出台，但国内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一是1990年中期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及居民收入占比分别大幅下降；二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农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三是企业收入越来越向企业管理层集中；四是收入分配主要是向资本、企业、企业管理层等方面倾斜。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是许多重大制度安排不合理。比如，对目前收入水平最低的农民来说，不仅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政府用价格剪刀差把巨大的财富由农业转移到工业，而且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中，一些地方政府用户口制度把农民隔离在整个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外，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用掠夺性土地储备制度把巨额的农民财富卷入城市、卷入少数人手中的现象。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还表现在国内要素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不少要素财富分配有一部分不完全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了少数人获利的工具。因为对这些资源的占有使用并非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而往往与权力的大小有关。比如矿产资源、行业资源、金融资源等都是如此。这样必然造成部分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权力关系大小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创造努力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使得与权力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财富持有越来越少、获得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低，而且导致整个社会“官本位”越来越严重，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中，如果形成“要持有财富就得先追逐权力”的导向，负面作用很大。

　　总之，要成倍提高广大民众收入水平，不仅在于发展社会经济及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得解决国内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而对于后者，就得对国内的一些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就得对政府的职能重新界定，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权力对要素市场的分配关系，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机率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遏制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将是居民收入水平得以真正提高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