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古人说：‘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干部工作也好，人才工作也好，本质上都是用人问题。我们要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关键是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

　　“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出自《墨子·尚贤上》。墨子，名翟，春秋末年战国初期著名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立者。墨家学说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曾与儒家并称“显学”，“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等是墨子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尤其是“尚贤”的政治主张，顺应了战乱纷繁、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君主求贤若渴、得人才者得天下的迫切要求。墨子曰：“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尊重、崇尚、任用贤良之士，是政治的根本。国家拥有的贤良之士多了，国家治理就会坚实巩固;贤良之士少了，国家治理就会薄弱。

　　认识到是否拥有贤良之士与国家兴亡密切相关以及贤才难得，是我国古代众多政治思想流派的共识。《诗经·鹿鸣》歌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聚拢、招纳品德高尚、声名显赫的贤士为座上宾，事业就会大有作为。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讲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他本人也以贤者为榜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因此，孔子主张通过举贤才实现治国安邦：“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到墨家，其思想与儒家多有不同，但在选拔、任用贤才的政治用人观上是一致的，将“尚贤”作为政治的根本，主张尚贤使能要打破界限，不分社会阶层、职业选拔真才实干者是墨家贤人政治思想的突出特征。后世尊贤、纳贤蔚然成风，甚至提出“野无遗贤”的思想，历朝历代君王尊奉贤才的典故层出不穷，都体现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家渴望贤才、珍惜贤才的小心翼翼和犹恐不及。

　　既然贤良之士为治世所倚重，那么，何谓贤良?贤良之士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说文解字》说：“贤，多才也。”《庄子》说：“以财分人谓之贤。”但从中国文明伊始，很少以财物、财富论贤，大多以德能论贤，贤者被认为是贤明有才德的人，或曰德才兼备的人。在儒家的王道信仰中，贤人是居于圣人和君子之间的道德生命境界，这一界定和排序也被其他学派包括墨家所吸纳。墨子曰：“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至唐，《贞观政要》也讲：“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所以，贤人虽逊于圣人，但也是品德高尚、有超凡才智的人。可以说，贤者是“德”与“才”的高度统一体。

　　“德”为德性。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有德性的君子不是遵从外在的道德标准，而是主动涵养德性为自己的品质和内在修为。《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德性观，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仁是贤者、君子最根本的品格，“仁者爱人”，并由仁统摄义礼智信，所以“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墨子崇尚古之圣王列德尚贤，更为推崇“义”，“至于所谓贤，则以义为标准”。修身养德、仁民爱物、克己律己、反躬内省、自我提升，由内圣走向外王是历代贤者所追求之大德。

　　“才”为匡时济世、经世致用的本领。孔子道“君子不器”，作为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君子应有渊博的学识，多才多艺，“游于艺”是一个合格的儒者必备的才能。当然在儒家那里，只有领悟了大道，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墨子提出的贤者之“才”更为广泛，如博悟道术、言辞善辩、精通逻辑、多才多艺、上下调和、清正廉洁等，既是治理时弊、匡扶乱世的利国利民的技能，也是发展生产、从事经济管理的理财之能。富国富民、政治昌明、万民亲附、内外归顺的安乐之世是贤人治世之“才”的完美呈现。

　　人才成就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优秀的人才。中国共产党人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作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内容，正是向优秀的贤良之才发出了“集结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德才兼备，方堪重任。”“要把那些能力突出、业绩突出，有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优秀干部及时用起来。”用崇高的事业感召人才、培养人才、造就人才，为优秀的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以此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