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1957年)，字诚之，江苏常州人，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思想史、史学史、学术史、政治制度史、历史研究法等方面有大量著述。吕思勉主张治学“总有其所当循的门径，当守的途辙”，而这“可事半功倍”的门径“是自己读出来的”。因此，在他大量的著述中饱含着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

　　“注意于学与术之别”

　　“学”是求“真相”，“术”是求“方法”。吕思勉主张，读书治学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并将这一治学理念贯穿其治史生涯的始终。他强调，治史的首要任务就是“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其次就是“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

　　重视“考据治学”是吕思勉鲜明的治学理念。绝没有离开“事实”的学问。吕思勉认为，读书治学一定要“懂得考据”，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争取事实”，即求得“真相”。为此，他专门撰文《论考证》，总结“考证古事之法”。吕思勉强调，只有明白了“真相”，才可以预测结果，而且才可以“谋应对的法子”。如果“真相”不正确，“根据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同样，如果对“真相”不了解，只有浅薄的应对方法，那么，“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吕思勉说，我们要做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但是如果你不明白制作桌子椅子的“真相”，如遇木料“不凑手”，就要“束手无策”了。相反，“如你明于原理，那就可以随时变化”。治学亦是如此。

　　读书也“不重在呆记事实，而重在得一种方法”。吕思勉主张，一切事物的发展，有其“然”，也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会理解其然的性质的”。在史学研究上，他一直秉持历史进化的观念，强调历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因此，他也反复强调，研究史学最应当注意“有科学的眼光”，对于现存的材料“都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他”。要以科学的方法把“不关于历史之学的析出”，并以科学的方法“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进而“求明乎人类社会之所以然者也”。这是治学的关键所在。

　　“先博览而后专精”

　　吕思勉强调，不读书的人“是没有进步的”，而读书则宜“先博览而后专精”。各种学问之间不是孤立的。治史学的人，往往认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对于自然科学则认为“不甚重要”，吕思勉说，“实亦不然”，在许多方面它们是相通的。治学既要“就其性之所长而努力”，也要“时时留意矫正自己的所短”。

　　“未博而先约，则陋而已矣。”吕思勉主张，正所谓开卷有益，应避免“治学门径太窄”，“未博而先约”。即使专精于某一学问的人，对于其他学问“亦不可茫无所知”，否则，“所发出来的议论，往往会荒谬可笑”。他认为“于普通知识，必宜完具”。只有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的见解“不局于一隅”，也才能不断提高治学境界。对此，吕思勉建议采用“范围较广，而用功却较浅”的读书方法，“先作一鸟瞰”。他认为这一阶段“略读则可”，“不必过求精细”，能够“知道一个大概”，“决不能一字一句，无不懂得”。但是，略读也绝不是“越过”。在谈及读什么书时，吕思勉认为，“不必限定何种，听其自己之所好可也”。

　　读书的要诀在于“由博返约”。吕思勉主张，人的才性“各有所宜”，“长于此者，亦未必长于彼”。有的人擅长实务，有的人喜欢探索真理，“兼收并蓄，断非一人之力所克胜”。如果知识涉及领域“太乏”，“又不免有基础不确实的危险”。因此，吕思勉主张“与本人专治的学问关系密切的科目，又宜知之较深”，适宜采用“深入乎一事中，范围较窄，而用力却较深”的读书方法，“专一求其精深”。他认为这一阶段的读书，“须细读”“熟读”，可以先选择一种，作为研究的中心，再选择几种，作为参考之用。“必一级一级，逐步而进”，遇到“难解之处，则多读若干遍，至读来有些习熟，不觉费力为止”。

　　“学问本存于空间，不存于纸上”

　　吕思勉一生摒弃名利之念，专心治学，但也决不是一个不关心现实社会的人。他主张“学问本存于空间，不存于纸上”，真正的读书治学，要做到“书本的记载”与“阅历所得”二者之间的“合同而化”。他说：“周以前之学术，皆求之空间，故实而有用;汉之后之学术，则求之纸上，故虚而无用也。”

　　一方面，吕思勉主张治学志在“改革”。吕思勉认为，凡是读书的人，对于现状“总是觉得不满足的”，而要改变这一现状，“非徒有热情，便可济事”，必须有适当的手段，而这一手段则需要通过读书治学来获得。因此，他提出治学志在“改革”，这是社会进步的根源。并且，在他的治学成果中，有大量的内容是关于“衣食住行”等民生现状的史实，并力求以此来关照民众的生活疾苦。他强调，“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要随时把“治学的学问”与“阅历所及”相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并且，如果“纸上”的话能在“经历锻炼中”得到证明，也会对书上的知识“亦愈觉其亲切而有味”，也就不必“与故纸堆中讨生活了”。

　　当然，吕思勉另一方面也强调，治学要有“深嗜笃好，不能自已而为之”的精神。吕思勉说，不可否认，治学的终极目的“绝不外乎有用”。但是，也不应把“学术事功，相提并论”，“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吕思勉主张，治学不应该有“贵彼贱此之见”，“学问只分真伪，真正的学术，哪有无用的呢?”因此，他一直提倡且鼓励“深嗜笃好，不能自已而为之”的纯粹治学精神，极力反对“舍弃其纯粹治学的精神，而趋于应用之势”的极端做法。他强调，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时，也是人们应当秉持“深嗜笃好，不能自已而为之”精神“潜心于学术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