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房产交易活动，也有从事房产中介交易的专门机构，但很少出现“房产热”，这与各朝代长期坚持执行房产交易的“限卖令”有关。

　　房产的交易活动在宋朝时达到了繁荣。宋朝在房产交易方面建立了许多完备的制度，其中有一些是针对出售对象的限制性规定，当有房产需要出售时，业主必须先征询族人、邻人们的意见，上述人群享有优先购买权，也就是手里的房子并不能自由交易，必须先问问亲戚、邻居要不要，他们都不要时才能拿去销售，这是“求田问舍”的另一层意思。这项制度不仅在宋朝施行，宋朝以后的历代也都沿用，一直到民国时期，报纸上还常有“某房已谈妥买卖，该业主的族人和邻居们如有异议请速与购房人联系”之类的启事。

　　限制房产出售的对象，其基本出发点在于抑制兼并，西汉《二年律令·户律》中规定：“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也就是说，想购置房产，要买的房产必须紧挨着本人现有的房产。在这类“限卖令”实施的同时，各朝代还对向官员出售房产有着更严格的要求，比如元朝初年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向前往江南任职的蒙古官员出售房产，这项规定针对的是当时一些蒙古官员到江南任职后，在当地掀起了一股强买房产的热潮，引起了很大民愤。

　　明朝以“重典治吏”著称，在官员购置房产方面规定更严格，其中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也就是说，任何人不得向在本地任职的官员出售房产，官员自己也不得购置，违反规定的一律就地解职，无论购置的房产价值多少，所涉官员还要挨50大板，花钱买的房子也得充公。

　　清朝类似的约束又进行了加码，规定“旗员历任外省，有在任所置产者，勒限责令，变价回旗。如有隐匿不报，查出财产入官，地方官失察，照例议处”，也就是说，出现官员在任职所在地购买房产的，不仅当事人要受到处理，知情不报的人也要连坐，发生此类事件的地方，当地相关官员还要负一定责任。

　　在中国古代，至少在宋朝以后，向官员出售房产时就要格外谨慎了，因为这很容易触犯相关法令，一不小心所涉房产就会被认定为赃款赃物，造成涉事官员丢官失财。

　　经过上述一系列限制性措施，人们购置房产的热情就大为降低了，甚至一些“刚需”也常常被压制，许多官员宁愿租房住也不愿意买房。唐朝诗人白居易初入仕途时在长安担任九品校书郎，一开始住在永崇坊的一个道观里，后来在常乐坊租了几间房子居住，当时的布政坊、永平坊、兴道坊、常乐坊都是“出租屋”的集中区。宋朝官员待遇较优厚，但官员租房居住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与“限卖”同时，中国古代也有许多房产“限购”政策，但各朝代往往把管理和调控房产的重点放在“限卖”上。房子买来却很难出手，即使能交易，又会产生沉重的中介费和交易税，还影响个人综合缴税基数的确定，人们自然不会热衷炒作房产了，这是中国古代很少出现“房产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