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过度依赖视觉的“读图时代”中，人们在意的似乎唯有眼睛这一感官。其实，听觉与视觉一样，都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相互交流的重要渠道。马歇尔·麦克卢汉将中国人称为“听觉人”(《古腾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即密切留意到中国文化与听觉之间的某种不解之缘。

　　《诗经》是先秦诗歌的典范。三百篇皆为乐歌，已成学界共识。除了合乐歌唱外，先秦诗歌还有赋、诵等传播方式。《国语·周语》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瞍赋，矇诵……”刘向云：“不歌而诵谓之赋。”说明歌、赋、诵是三种不同的诗歌传播方式。歌应合乐歌唱，赋与诵则无须合乐歌唱。《周礼·春官》郑玄注：“以声节之曰诵。”可知“诵”指“以声节之”的吟诵。赋与诵又有所区别，“诵”是使用方音的本色吟诵，“赋”则指雅言的吟诵(王小盾《诗六义原始》)。以“赋”“诵”方法进行诗歌传播的人，多是瞽、瞍、矇之类的盲人。这些盲人在王室担任乐官职务，《诗经·有瞽》郑笺：“瞽，矇也，以为乐官者，目无所见，于音声审也。”他们双目失明却听觉超群，对各种声音信息的记忆力也更为发达。先秦诗歌以歌、赋、诵等方式进行传播，都有诉诸听觉的特性，因此，若对听诗及相关问题不加关注，就难以对先秦诗歌的流传情况和应用价值有充分之了解与评判。

　　一

　　《汉书·艺文志》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这段话表明，那些诸侯卿大夫通过学习并掌握了本属瞍矇等盲人特有的诗歌诵读方法，并广泛运用于政治外交场合。春秋时期盛行的赋《诗》言志活动，最为人所称道，它指掌握了赋诵之法的士大夫在聘交盟会之时，通过赋诵三百篇中的诗句，委婉地传达国君的意志和自己心中的想法。这是当时社会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手段，也是礼乐文明的重要体现。

　　《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明确提出赋《诗》者多是诸侯或卿大夫，相应听诗者也多是诸侯或卿大夫。《左传》记有多处赋《诗》言志事件，通过翻检《左传》，我们可知，听诗者有鲁文公、晋侯、齐侯、郑伯、秦穆公、鲁季文子、鲁季武子、晋赵孟、晋韩宣子、晋范宣子、晋叔向、郑子皮、卫北宫文子等。特别是那些卿大夫，“晋有范、韩、赵三卿，鲁季孙氏有文子、武子、平子，叔孙氏有穆子、昭子，郑有七穆子孙。是皆世卿公族，风流文雅，聚在百年之间”(清梁履绳《左通补释九》)，他们都属世卿公族，有着良好的修养，主要表现为：一、对《诗》的习得和熟记的能力。清人劳孝舆《春秋诗话》曰：“若夫《诗》则横口之所出，触目之所见，沛然决江河而出之者，皆其肺腑中物，梦寐间所呻吟也。”他们早已将《诗》烂熟于心，可以随时口诵。二、具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修养。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诗》成为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曰：“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左传》中所赋之《诗》以《雅》为多，《雅》诗本身就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他们长期习《诗》，自然深受礼乐文化的熏陶，而在政治活动中听《诗》并评论，又凸显出对礼乐文化的尊崇和宣扬。三、敏捷的反应能力、干练的外交才能和卓越的政治见识。面对不同的赋《诗》者，听诗者必须反应敏捷，有时谦逊温和、态度诚恳，有时巧妙回避、应对自然，有时正气凛然、折服对方，一切以国家政治利益为准绳。如《左传·昭公元年》载“令尹享赵孟”的故事，文字虽短，却蕴含深广。楚令尹子围野心勃勃，其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意在以周文王自况，统御天下。赵孟此时已执晋多年，当然不能向子围示弱，于是赋《小宛》二章斥责子围以文王自比不过是昏聩无知之人的胡言乱语，其野心真是荒唐可笑，极大维护了晋国中原盟主的地位。赵孟之政治胆识、外交才干，昭、襄之世恐无人出其右者。

　　二

　　在赋《诗》言志活动中，不仅仅强调一方之赋，也强调另一方之听，赋与听的完美对接，方显此活动之魅力。那听诗者究竟听到了什么?他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且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郑伯享赵孟于垂陇”故事为例。其文曰：“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此处，赋《诗》的主体是子展、伯有等人，而倾听者则是赵孟。赵孟到底在倾听什么呢?他首先关注的是子展、伯有等人的身高多少、年龄如何、形貌如何、姿势如何等，因为这会影响他在后面的回应与评价。其次是语义倾听，即赵孟从赋诵者的声音中听懂了声音背后蕴含的语义，即所谓“听《诗》观志”。赋诵者往往“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所赋之诗对原诗含义多有拓展、深化或转移，此刻《诗》变成了一个新的符号。子展赋《草虫》，这本是一首女子思念远行在外的丈夫的诗，子展的意图是截取其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几句来表达自己与郑伯的同心同德。赵孟心领神会，当即对子展予以极大的赞赏，认为与郑伯同心同德的子展，才真正是国家的栋梁与老百姓的依靠。原诗主旨是夫妻的情深义重，在此语义发生了转变，转变成君臣之间的遇合无间。伯有赋诵《鹑之贲贲》，原诗旨意本是讽刺卫宣公荒淫无耻，伯有借其中“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两句，讽刺郑伯是无良之君，与原诗含义基本是相同的。赵孟也听懂了伯有的言外之意，原来这对君臣之间可能因某事产生了某种隔阂乃至怨恨，由此以夫妻“床笫之言不逾阈”作比，斥责伯有怨恨君王之语不应该让外人听到，并预言“伯有将为戮矣”。除此之外，赵孟还特别注重“还原倾听”，即倾听赋诵者的语气、声调、音高、节奏等，这些声音形式本身有时甚至比声音背后的意义更能激起人们倾听的兴趣。尽管我们已经无法重现赋《诗》言志活动的具体场景，但细细倾听，子展、伯有、赵孟等历史人物的声音犹在耳畔。我们可以想象，子展在赋《草虫》时，他的语气是柔和的、舒缓的，赵孟正是从这种语气中听到了子展对郑伯深沉的崇敬与爱戴。伯有在赋《鹑之贲贲》时，语气是急促的、粗重的，赵孟从中听到的是伯有对郑伯的愤怒不满之情。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每一个具体、独特的声音，要倾听这些声音到底是处于高音区还是低音区，是动听悦耳的还是尖锐刺耳的，因为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声音才奏出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美妙的交响。

　　三

　　刘勰曰：“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文心雕龙·乐府》)明确指出诗、乐是合一的，所以听诗者不仅仅倾听音乐形式本身(听声，即还原倾听)，也倾听音乐所蕴含的意义(听诗，即语义倾听)。在先秦乐教文化的背景下，音乐又多半与政教密切关联，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说，听诗即为听政。正如《礼记·乐记》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听诗者从音乐本身(安闲欢快的、怨恨愤怒的、悲戚忧伤的)的倾听中，懂得了其背后深刻的政治含义(和平治世、乖张乱世、民困国亡)，由此可见诗乐与人心、时代、政治之紧密关联。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观乐”的故事最能体现“听诗即听政”的本质。如季札从《邶》《庸》《卫》风中既听到了音乐本身的渊深厚重(“渊乎”)，也听到了对卫康叔、周武公德行的赞颂(“德如是”);从《郑》风听到了郑声本身的细碎靡靡(“其细已甚”)，也听懂了其背后的亡国之兆(“是其先亡乎”);从《齐》风中听到了宏大之音(“泱泱乎”)，也听懂了其蕴含的大国风范(“国未可量也”);从《豳》风听到了中正平和之声(“乐而不淫”)，也听懂了其传达的是对周公东征的颂扬(“其周公之东乎”)，无怪乎刘勰说“季札观辞，不直听声而已”，从中他更多地听到了政治的盛衰、时世的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