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8月，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面世。这一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标志性著作在中国的问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鲁迅先生就说，“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为近代中国找到一条全新革命道路指引了正确方向。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出版，犹如一束亮光，照亮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在被正式介绍到中国之前的70多年时间里，它已经用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了300多种版本，为各国劳动人民翻身解放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近代中国，面对争取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在旧式的农民起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洋务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陈望道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及出版，进一步照亮了中国革命先驱在漫漫长夜里摸索前行的道路，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中国人民掌握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提供了强大动力。《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首印千余本很快赠送、抢购一空;并一再翻印，到1926年5月就印了39版，仅平民书社一家就印了17版，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出版之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各类伪社会主义三次大论战之际，陈望道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起，以《新青年》《觉悟》为平台，接连发表文章揭露假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译本的传播，在提高先进知识分子理论能力的同时，更帮助他们明辨是非、认清敌友，在“要不要马克思主义，选择什么样的主义”的问题上加快了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决裂。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著作》，将1840年代流行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潮分为复古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大类，逐一进行抨击，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极具理论价值。也正是通过对译本的学习研究和这几次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清醒地看到，要改变中国命运，唯一出路就是向苏俄学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从而在与各类形形色色的伪社会主义学说分道扬镳上更加清醒坚决，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一条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更加坚定自觉。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1月，上海发起组模仿《共产党宣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一宣言两千多字，基本沿用《共产党宣言》的体例，转述和阐释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思想。李达曾回忆宣言草稿前半部分“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尤其是宣言第一次明确亮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宣告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表明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新型政党已经孕育成熟并即将诞生。陈独秀还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寄信，要求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并寄上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的中译本出于上海，有组织上的权威性;用白话文翻译，语言简洁优美，阅读更为便捷。中译本在全国各地的流传，极大地提高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对促进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对中共正式建党起到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作用。

　　为中国革命的快速发展夯实了人才支撑。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从具备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都和《共产党宣言》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紧密相关。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在回答自己是如何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周恩来在与斯诺谈话时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1920年夏秋之际，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教材之一就是刚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并由陈望道亲自讲授。事后刘少奇回顾这段经历：“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而陈望道也在翻译和传播《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进一步完成了世界观和政治信仰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传播、中国工人运动启蒙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组织者。1920年5月，他与陈独秀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诞生，陈望道是8位成员之一;他还陆续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及其他文章，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宣传。1921年，陈望道作为上海地区选举出来的一大代表，积极参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参加中共一大，但一大后仍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成为上海地方党务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这一切，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的突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