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认为，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所取得高速经济增长，背后整体大方向是市场化改革，其中重要策略可以称为“双轨制改革策略”。“一方面为了获得市场化改革的好处，但同时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过渡。要素所有者(居民)变相补贴了要素使用者(企业)。”

　　但黄益平认为，这种策略也导致目前中国出现了所谓“不对称市场化改革”，即产品市场基本放开，要素市场扭曲还较多。“今天，政府已经很少干预产品市场，其价格基本由供求关系决定;但土地、能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方面，政府干预还较多。”

　　“在金融体系表现比较突出，一方面我国金融体系非常完备，但同时另一方面，政府在金融体系干预还较多，比如对利率、资金配置、汇率水平和大型金融机构运行，尤其是跨境资本流动，还是有各种影响、干预和指导的。”黄益平说。

　　自2010年起，中国GDP增速已经从10%以上下降至6%左右。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有周期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趋势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

　　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三大新的挑战：

　　第一、从低成本到中高成本。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去充满竞争力的许多产业已经难以为继。“去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对我们来说是生活改善了，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低成本优势没有了。”

　　第二、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全球贸易与投资壁垒提高，必然会影响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第三、从人口红利到老龄化。当前中国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800万，而老龄人口增加1200万，抚养比可能从2019年的41%上升至2049年的66%。老龄化将影响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储蓄和社会保障。

　　黄益平认为，中国可持续增长所面临的障碍是：一方面，经济环境确实发生了改变，如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到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过去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人口红利转向老龄化等等。这些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造成很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要从过去的要素投入型专项创新驱动型。

　　另一方面，“双轨制改革策略”遇到瓶颈，未完成的要素市场改革开始约束经济效率，不能有效地支持创新。

　　黄益平建议，下一步中国经济几个关键的改革方向是：

　　第一、终结“双轨制改革策略”。平等地对待国企、民企与外企，实现竞争中性、公平竞争。减少对国企政策功能的依赖，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

　　第二、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取消户口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的产权安排，支持农民工市民化。改革金融体系，实现市场化风险定价，平衡金融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三、保护知识产权、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改善诸如补贴与国产化率等产业政策工具，建设基础设施，消除政策障碍，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并充分重视对国际市场的溢出效应。

　　第四、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明确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与时间表，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在与国际经贸体制互动过程中，灵活处理“发展中国家”地位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