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适应国际环境复杂深刻变化的迫切要求，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我们要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攻方向，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强大支撑，推动国内供需更高水平平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

　　深化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的认识

　　总的来看，“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涵十分丰富，我们要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做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首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是指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往复循环。其中，生产是起点，流通和分配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大循环必然是实物运动循环和价值运动循环的结合，是实体的商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过程与货币资金运动在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中的合理分配流动循环相结合的过程。此外，在社会分工日益发展深化条件下，经济大循环必然体现为社会再生产在地域空间意义上的循环，包括在国内的城乡和区域间的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指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带动，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循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事实上，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国经济或大型经济体都是以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外部需求和国际市场只是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延伸和补充。

　　其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必须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大循环必然是包含在全球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指国际循环不重要了，或者说国际循环重要性下降了，而是要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表明，用好国际市场、资源和规则，对于国内发展和改革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无论成长到什么时候，都要在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游泳和搏击。当前，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促进发展、改革和创新。通过融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就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进口，促进高质量使用外资，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推动供需平衡畅通，让中国经济在开放中欣欣向荣。

　　第三，国内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这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国内国际循环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要着力打通制约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大循环梗阻，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通过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更好促进国际循环。而且，从发展阶段看，目前我国已具备建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诸多有利条件，比如，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日臻完善，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提升等。另一方面，要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循环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

　　充分认识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

　　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是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迫切要求。过去，我国劳动力丰富，但资金、技术缺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通过加入国际大循环进而带动国内经济循环，可以很好地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现在，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劳动力仍然丰富，但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同时资金供给相对充裕，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巨大市场等新优势正在日益形成和巩固。在此情况下，过去通过“两头在外”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带动国内、首先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循环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迫切需要适应比较优势的变化，提升国内循环的质量和效率，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位势，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变化的迫切要求。过去，我国发展的重点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我们依靠“旧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总体上进入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新阶段。靠原有发展模式难以实现新的目标，必须更好地挖掘内需潜力、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潜力和参与引领国际循环的潜力，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经济自主可控发展能力，构建新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不断缩小城乡、区域间发展差距和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好地为全体人民所共享。

　　三是适应国际环境深刻调整的迫切要求。过去，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我国抓住战略机遇期，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潮流，但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断发酵，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最大程度激活内生动力和活力，以国内发展基本趋势向好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同时，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扎实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一是要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是联通国内国际市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优势。要将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就要着力扩大内需。内需是由居民消费需求、企业投资需求和政府需求有机组成的体系。应针对不同类型主体的需求，坚持问题导向，打通阻碍需求潜力激发的痛点和堵点。针对居民消费需求，应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与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提升对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保障水平，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不断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推动居民消费升级。针对投资需求，应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办企业并获取合理回报，使企业“想投资”;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特别是打通资金向实体经济流通的渠道，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使企业“能投资”;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使企业“敢投资”。针对政府需求，应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让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紧要处。

　　二是要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是解决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应深入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当前形势下应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放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工业体系完整的优势，着力推动强链补链固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维护产业安全。应制定实施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把提升全产业链水平作为主攻方向，鼓励企业增强上下游配套能力。引导各地根据不同要素条件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间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立足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和产业布局存在差异等特点，更好挖掘产业梯次转移的空间潜力，为沿海产业向内陆沿边地区转移创造更好的条件。

　　三是要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主攻方向，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必须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让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趋势，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同时也要认识到，自主创新不等于封闭创新，而要善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加大国际化科技孵化平台、离岸创新中心等新型平台建设力度，探索构建开放式自主创新体系，走开放创新道路。

　　四是要将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强大支撑，深入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循环。眼下，国际金融危机前形成的世界经济三角循环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新型分工方式、新型产业链价值链和区域化供需网络正在兴起，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国际经济循环中大有可为。应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一方面，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吸引集聚更多高质量外资企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贸区等谈判，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业和市场循环关系。另一方面，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为抓手，在我国有优势、沿线国家有需求的钢铁、电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资本品领域以及家电等消费品领域，抓好一批示范性国际循环项目，与相关国家之间形成合理分工和良性循环关系。

　　(作者分别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