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水利思想，主要分布在《管子》一书的《牧民》《立政》《乘马》《水地》《五辅》《度地》《地员》等7篇中，内容涵盖治国与治水、水行政管理、水的哲学、水的自然现象等。管仲的水利思想，宏观层面涉及国家与地方管理体制，微观细致到水管理者的职责，而治水与治国与社会管理更是充满了哲学思辨。

　　治国与治水相关论

　　春秋战国时期，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思想文化得到了繁荣，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水利事业也得到了大发展，水利工程普遍兴修，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各个诸侯国纷纷崛起，争夺霸主地位，首先建立霸业的就是齐桓公，正是他任用管仲，并采用了管仲对于治水的建议，正如《度地》所说：桓公曰：“善。仲父之语寡人毕矣，然则寡人何事乎哉?亟为寡人教侧臣”。同时，齐桓公也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国力强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从重视水利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治水到治国，从治国到国家强大，雄居霸主地位，为春秋战国后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思想和物质的条件，其中水利是重要的条件之一。

　　《管子·度地》中，通过管仲与齐桓公治理国家的对话，阐释如何治水，并论及两者的关系。管仲首先立论：“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桓公问何为五害?管仲对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即水、旱、风雾雹霜、瘟疫、虫为五害，五害之中，以水害为最大。除五害则国家可治。管仲把治理水害列为治国之首，这一论点对后世影响深远，自秦汉起水利成为公共事业，上自朝廷，下至州县地方政府，水利是主要政务。

　　《管子·立政》篇中更深入地阐释了治水与富国的关系。“国之所以富贫者五……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这段是讲：国家之所以贫或富，取决于五个条件，治理国家有“三本”，安定国家有“四固”，而富国则有“五事”——这五事乃是五项纲领性措施。这里的“五事”之一就是水利：沟渠不能全线通畅，堤坝中的水漫溢成灾，国家就会贫穷。作为富国的“五事”之一，说明在古代的中国，水利是农业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对水利非常重视，特别是实施了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是一个诸侯国走向富强、兼并弱国的“资本”。春秋时期的黄河流经齐国属地，齐国地势较低，受黄河水害之苦严重，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於齐，则通菑济之间”，是讲在齐国，则于菑(即淄水)、济二水间修建渠道。又据汉代贾让叙述：“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是讲齐国离河25里筑堤以防洪，齐国有了堤防的保护，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免除了水灾的危害。以上这两个记载，提供了齐国在修建沟渠、堤防的史实，也印证了管仲的治水措施对于齐国强盛的重要作用。

　　明晰职责，以法治水

　　《管子·度地》中齐桓公问管仲消除五害的办法，管仲回答说：“消除五害，以水害为先。请设置水官，委派熟悉治水的人负责，任命大夫和大夫佐各一人，统率校长、官佐和各类徒隶。然后挑选水官的左右部下各一人，用为水工头领。派他们巡视水道、城郭、堤坝、河川、官府、官署和州中，凡应当修缮的地方，就拨给士卒、徒隶修缮。管仲在这里强调了消除五害，以消除水害为首要任务，建议设置水官，并对水官设置的层级、职责、名称等予以明确，这应该是我国古代水行政管理体制的雏形。在《立政·省官》中专门明确了“司空”的职责：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做到雨水过多时无害于五谷，年景干旱时，也有收成。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由司空、司徒、司马和司寇分管土木工程，劳役、军事、刑法等，其中水利工程的兴建及管理是司空的职权。齐国水管理体制的建立、水官的设置，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古代水行政管理体制，对于以后历朝历代的水行政管理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管仲所倡导的水行政管理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而推动一系列的社会制度的改革。

　　美学意境与哲学思辨

　　《管子·水地》：是整个著作中唯一一篇独立成章的关于水的论述，对水的论述别具特色，是对水的认知在哲学层面上的独特揭示，在中国的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篇开宗明义：“水，具材也”，是讲：水是具备一切的东西。接着从水的颜色来比附人的“仁”与“诚实”：“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是讲：水柔弱而且清白，善于洗涤人的秽恶，这是它的仁。看水的颜色虽黑，但本质则是白的，这是它的诚实。接着从水的流动性来揭示“义”与“谦卑”：“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是讲：不拘泥什么地方都可以流去，直至流到平衡而止，这是它的义。人皆攀高，水独就下，这是它的谦卑。谦卑是“道”的所在，是帝王的气度，而水就是以“卑”作为聚积的地方。这里将自然水的品性、颜色、动能比附与人的德、仁、道、义和帝王的“气度”，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反映，也是管仲集法家、道家、儒家为一体的思想渊源。《水地》还提到：“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水聚集在玉中就生出玉的9种品德。九德，指贤人所具备的9种优良品格，据《尚书·皋陶谟》中记载的“九德”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水因此也可以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标准。

　　《管子·牧民》中还把水与政令畅通联系起来，“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是讲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这里把自然状态的水比喻为颁布实施政令像水流一样，畅通而至，容易推行，这样才能顺应民心。

　　以民为本举六兴

　　管仲的民本思想是很有特点的，首先他认为治国的前提条件是富民。在《治国》中说：“凡治国者，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为达到治的目的，首要任务是让民富裕，要富裕必有具体措施。所以管仲又提出了“六兴”的具体措施。《五辅》中：“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六兴”是富民的重要措施，具体到治田和鼓励农耕、村社建设以厚民生;在水利上就要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以给人们提供便利。“六兴”的提出是管仲民本思想的核心要义，水利作为“六兴”之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应该是“兴水利”最早理念的来源，所以，300年后，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对水利作出了定义，“水之为利害也!”，这是中华民族在与水旱灾害不断斗争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并上升到国富民安的高度来认识，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兴国安邦之大事，管仲在春秋时期就提出“六兴”之水利，是他认识到民贫不能长治久安，治国应让民众安居乐业，是富裕起来的重要所在，从社会发展的意义来理解是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