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高风险性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显性特征。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并存，自然灾害风险、公共卫生风险、社会不稳定风险交织，构建具有韧性的社会系统成为实现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人们更加感受到，应对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加强社会系统的更新调适、化解多重风险的叠加效应，是中国社会治理领域面临的新课题。

　　不同于传统的危机管理、风险管理模式，韧性社会治理根据风险不确定性的基本特征，将社会风险视为社会发展的常态化组成部分，秉承与风险共生共存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下，韧性社会治理致力于高风险社会中社会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韧性建设，聚焦危机应对、系统复原、发展演进等关键环节，力求使社会系统在应对风险冲击时，保持基础机能、快速分散风险、恢复正常运转、推动变革创新。

　　二

　　韧性社会治理在治理空间上涵盖韧性社区、韧性城市和韧性社会三个层次。

　　韧性社区是韧性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疫情发生以来，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最有效防线，各地将防控资源、服务、力量下沉到社区，各社区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扎实开展群防群治，充分发挥网格员的兜底作用，同时吸纳驻区单位、各类社会组织，打造立体化网格，形成管理闭环，迅速抑制了疫情蔓延，显示出强大的治理韧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在风险防控中，只有织密社区治理网络，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灵敏性，才能为社会治理打下坚实的韧性基础。

　　韧性城市是韧性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2016年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的《新城市议程》，明确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在疫情防控中，一些城市治理短板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危机预判、资源调配、政策执行、协同配合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提出“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指明了增强城市抗风险韧性的路径与方法。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全周期管理的流程韧性，实现城市风险治理各环节衔接流畅、协同合作、高效运转，形成事前预见、事中可控、事后提升的流程韧性治理体系;二是加强全周期管理的空间韧性，即基于社会风险的跨区域性、叠变性特征，建立跨区域城市联动合作机制，统筹协调区域内资源配置，增强城市群协同抗击风险的空间韧性。

　　韧性社区和韧性城市构成韧性社会的基础环节，而韧性社会的发展又为韧性社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导向。韧性社会建设旨在提升社会系统面对风险时安全稳定运行的能力，其核心在于强化社会子系统的韧性联系纽带、突出韧性治理的顶层设计，以革除风险防控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面对不断变化的风险环境，加强顶层设计，多元嵌入社会治理主体、系统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完善优化社会治理行为，才能不断提升社会系统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的治理韧性和治理效能。

　　三

　　推进韧性社会治理，需要坚持发展、全面、系统的思维，从构建主体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的角度全方位展开。

　　激活主体韧性。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落实到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去。面对发展中的风险境遇，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向心力、协同性和发展韧性。与此同时，社会风险无处不在，仅仅依靠政府系统难以彻底化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而“公众参与”，核心要义就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并将主体潜能转化为风险防控的强劲韧性。

　　增强制度韧性。一方面，在长效发展中增强制度韧性。在高风险社会中，风险已内化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化组成部分，传统意义上“重结果轻过程”的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韧性治理是渗透于社会治理全过程的、化解常态化风险挑战的制度治理。只有构建稳定高效、协同整合、联动集成的制度体系，塑造制度治理的长效机制，强化制度执行力度、切实维护制度的权威性，风险防控才能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在开放发展中增强制度韧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吸纳和消化人类制度文明中各种有益成果，进而不断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过程。在开放中借鉴先进经验，补齐短板，增强制度韧性，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就更加强大。

　　提升文化韧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蕴含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坚定不渝的道德品质、家国情怀的价值追求，强化着人们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共同体意识，构成韧性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推进韧性社会治理，首先要在坚定文化发展方向中提升文化韧性。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诠释特定的价值理念。只有把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根本方向，才能更好激发文化的凝聚力、创造力、生命力，提升应对风险挑战的精神韧性。其次，在包容发展中提升文化韧性。儒释道思想交融渗透、东西方文化多元共生、古代与现代文化碰撞融合，既铸就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包容共生的特点，也孕育了中华文化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再次，在创新变革中提升文化韧性。只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使中华文化韧性基因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社会治理实际相结合，才能推动文化韧性的内生演化，为韧性社会治理提供强大内在动力。

　　(作者：王婷，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