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9年(宋仁宗皇祐元年)，年过六十的范仲淹转任杭州，领浙西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等待范仲淹的却不是乐享清福，而是严峻的考验。

　　平抑物价

　　公元1050年，北宋的两浙地区发生饥荒，灾情发展很快，出现了“殍殣枕路”的悲惨景象。更令人担心的是，粮价失控，迅速上涨到每斗120文钱，超过了原来的3倍。如何应对此次大灾，是摆在范仲淹面前的一道考题。

　　按寻常思维，以稳为先，必先以强硬措施压制粮价，然而范仲淹反其道而行之。一是主动涨价，将杭州官方粮价提升至每斗180文钱，比当时的市场价足足高出50%。二是主动告知，派人出城广而告之，迅速向周边市场扩散杭州粮价偏高的特大新闻，到杭州卖粮有利可图成为坊间共识。三是沿江求粮，散布消息的人主要沿江而行，两浙是漕运重地，沿江多有粮物仓储之备，消息精准投放，很快收到了良好效果。远近商贾闻利而动，不分昼夜地向杭州运粮，粮因价而多，价因量而降，民因足而稳，保障了粮食市场的供需平衡和价格平衡，为救灾创造了扎实基础。

　　此举看似神来之笔，实则是对两浙地理民情了然于胸的结果。江浙久为富庶之地，民间广有余粮，缺的是调度有方，造成局部严重供应不足。范仲淹应对灾情，不仅祭出价格利器，还“发粟及募民存饷”，一方面有序发放官方储备，另一方面募集民间粮物，“为术甚备”，多管齐下，考虑周全，有效缓解了杭州灾情。

　　乐业安居

　　荒年赈灾大难，能够妥善解决粮食问题已经殊为不易，但范仲淹考虑的显然不仅于此。粮食不能停，民也不能闲，事情还要办，如何一举多得呢?还是得顺势而为。“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这是当地的两大民俗，范仲淹从中敏锐地找到了恢复社会生产的方法。

　　范仲淹素来崇尚清简，此时却一反常态，每日出游西湖之上，不负大好春光，此举是为鼓励民众外出游乐，带动商业。他还鼓励民间大力举办划船竞渡赛事，于是从春到夏，“居民空巷出游”，乐享湖光山色。手中有钱，才能心中不慌。范仲淹还“以工代赈”，兴建工程。江南佛事兴旺、寺庙众多，范仲淹召集各家住持方丈，为他们分析形势，“饥岁工价至贱”，大兴土木正当其时。于是各家寺庙纷纷雇佣工匠，兴建、翻修工程纷纷上马。官方和民间遥相呼应，开始翻修仓库和官吏宿舍，每天雇佣工匠多达千余人。

　　范仲淹深知民情民俗，因势利导，敢于作为，治下杭州在荒年里却热火朝天。“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百姓不愁吃、不愁穿，有活可干，有钱可赚，俨然安居乐业景象。

　　大公之道

　　大公生威，大公生智。自古以来，执政智慧多来自大公之心。公元1045年，新政受挫后，范仲淹被罢免参政知事，转任多地，再也没能返回京城。在第二站邓州，他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荡古今多少豪杰。在第三站杭州，仍未有丝毫偷闲之心，为政一方、殚精竭虑。

　　正是深怀庙堂之任、江湖之忧，范仲淹才能果断采取“非典型”救灾政策，似嬉实正，却引来上峰严厉弹劾，“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胸襟坦荡，才会无惧无惑，他亲自起草奏章，解释救灾各项政策的最初考虑和现实效果，是非自有公论。

　　大公无私，大公有恒。范仲淹初到杭州，亲近子弟曾商议为其购置田产，以备安享晚年，但被严词拒绝。同年，他却开出大手笔，在家乡购买良田千亩，成立范氏义庄，全部收入用于赡养、资助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