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我国经济表现出坚强韧性和巨大潜能”。那么，这个判断从何而来?未设定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意味着什么?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新动能在哪里?针对这些经济领域热点话题，刘世锦一一予以了作答。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对此，您怎么看?
刘世锦：对于增长目标的评估，我建议采取“相对增长率”的评估方法，即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或差值，评估我国经济的增长状况。以差值为例，2019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是2.9%，中国是6.1%，相对增长率为3.2%;假如2020年世界增速为-2.5%，中国为3%，相对增长率为5.5%，就是高于去年的。采取这种方法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已在较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相对增长率”是一种评估增长状况的方法，而不是可以直接采用作为增长目标的指标。这种评估方法的一个好处是，不必过分拘泥于以往的增长目标，特别是避免用过度刺激办法去实现常规增长模式下制定的目标，而是在战“疫”增长背景下，科学务实地制定并实施增长目标。
此外，关于增长目标的设定，我建议采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标”的办法。国家层面可以提出增长目标的相关要求，例如稳就业、坚持高质量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各省级政府可提出量化增长指标。这样做的好处是，从各自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调动各省的自主积极性;引入地方竞争。国家建立各省发展状况全面评估和激励机制，有关支持性政策与各省发展状况挂钩。
可以说，今年做出了探索，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就业优先，这对今年和以后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过去我们总强调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实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反过来也讲得通，充分就业也意味着经济增长达到了潜在增长率。
《金融时报》记者：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您认为，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动能何在?
刘世锦：要强调的是，我们要从长远和大局出发来看待中国经济基本面。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是由于意外的超级外部冲击所致，而非经济内部出了问题，这是与以往金融或经济危机的不同之处。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这可以用六个“没有变”来说明——中国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没有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没有变;立足科技进步推动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没有变;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优化改革激发活力和竞争力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进没有变。我国经济具有坚强韧性和巨大潜能的判断也是基于这些经济基本面因素的支撑而来。
经济恢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疫情持续时间，二是生产能力受损程度。因此，除了尽快控制住疫情蔓延之外，尽可能保护生产力、减轻生产能力受损程度，是短期政策的重点。
值得强调的是，经济恢复和发展主要靠结构性潜能而非宏观刺激政策。中国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主要靠的就是结构性潜能。这种结构性潜能，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通俗地说，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
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该转到结构性潜能上来。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得不主要依赖刺激政策的地步。
《金融时报》记者：那么，您提到的“结构性潜能”在哪里?
刘世锦：今后5到10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用一个时尚的词形容，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所谓都市圈，在空间形态上，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至70公里左右范围内(不同地理环境有较大弹性)，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从增长动能角度看，小镇小城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础设施，小镇小城之间要用轨道交通等连接，产业聚集的小镇小城也要有新的产业投资，这些不仅可以带动消费，还可以带动大量投资。初步估算，今后10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然而，目前都市圈建设面临不少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面的阻力与约束。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社会反响积极热烈，对解决都市圈建设面临的诸多体制机制政策问题，可以说恰逢其时，切中要害。这也再次说明，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
我建议，以落实中央文件为契机，推出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包括有关城市，重点是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并尽早公布，起到提振信心、稳定预期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