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背后实质是城乡关系问题，最后农民的归宿还是回到乡村，城市长期以来不让他们落户，没有解决他们基本的居住问题、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在城市权利的问题，这是城乡关系里面最值得反思的一件事。我们一直把它当成一个低成本的城市化方式，这次冲击反映出，这种模式的成本是不低的。所以这次疫情的最大教训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反思疫情冲击暴露出的已有体制问题。

　　一定不要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当作一般的外生冲击，简单采用刺激政策。我们所有的救助方式一定要落到最需要的群体上。当前，与其采取一些短期经济刺激的办法，还不如找新的经济发展机会去发力。

　　第一，这次疫情以后，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未来的农民到底往哪儿放的问题。一定要加快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落地和城市权利问题，不能再让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分离，农民的职住生活分离。另外，他们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教育权利仍继续游离在整个城市化进程和体制之外，这是要补的最大短板。要反对的一种主张是，让农民返回去，让他们回去种粮食种地。一定要改变原来农民候鸟式、两栖化的模式。这个政策如果得到调整，中国的城乡关系就会得到重大改变。要把原来农民工只是在城市找就业机会的观念改正，真正让他们举家在城市落地，解决他们孩子的教育问题，解决公共服务提供问题，解决他们的职住和家庭问题。

　　第二，要给乡村发展机会。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还有广大的乡村空间。乡村空间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可以解决人的就业和生活的平衡。但是，乡村产业目前没有发展的空间，乡村产业被极其窄化，这导致乡村衰败。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乡村振兴如何实打实地推进。实打实地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乡村的产业一定要有回报。为什么要素只往城市，不往农村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乡村产业的回报低，报酬低，资本、人力就不往农村去配置。要解决乡村产业的回报问题，就要提高乡村产业科技含量，要素组合和配置效率提高，回报率就会上升，乡村产业跟城市产业就一样具有竞争力了，资本就愿意到乡村去。

　　二是让整个要素在城乡之间流通，这样资本就会下乡，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会往乡村走，土地资源使用在乡村才有回报。城乡之间要素打通以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才能平衡。

　　三是对乡村老人的救助。这是我们在这次疫情之后要尽快解决的。我们原来一直讲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现在已经有所变化。现在年轻夫妇去城市，一般孩子跟着去城市，孩子回去也是在当地的县城读书。所以现在农村最困难的群体就是乡村的老人，心理、生理、收入等都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对乡村老人的救助，他们的归宿、基本保障，应该是我们发展的重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