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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火出圈了。自2月底发布第一份关于“新基建”的研究报告以来，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及其团队就把“新基建”的概念从学术研究带向了大众。

　　所谓“新基建”，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是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区别于上一轮大规模基建投资中的“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新基建”被认为一般包括七大领域：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集成电路、量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新基建”该不该干?该怎么干?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市场广泛关注和学界、业界的大讨论。许多讨论集中在几个核心问题：“新基建”是否意味着“四万亿”的卷土重来?“新基建”能否支持中国经济在疫情后期恢复、增长?在财政收支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新基建”的可行性如何?

　　经济学家隔空交锋：新基建就是新动力?

　　任泽平是“新基建”的倡导者。2月28日，他的宏观经济研究团队发表了《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的研究报告，之后陆续发表《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准备，启动新基建》《中国新基建研究报告》等研究文章。

　　出生于1979年的任泽平曾求学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也曾在多家证券机构从事宏观经济研究，2017年加入恒大集团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他以宏观经济研究和投资预测而闻名。

　　在研究报告中，任泽平团队多次提到：“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是最有效的办法，最有力的抓手，利国利民的国策。”3月25日，在一场网络视频会议上，任泽平再次强调当前的宏观形势需要发力新基建。

　　根据他团队的研究，在目前的宏观背景下，无论是长期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还是短期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新基建都是最有效的抓手。

　　“从需求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和稳就业，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供给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中国创新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至高点创造基础条件。”任泽平还建议，这一次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要以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财政政策又应以新基建和减税为主。

　　不过这一系列“新基建”的鼓与呼也引起了争议。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在公开场合，对“新基建”发表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即使隔空对话，也火药味颇浓。

　　3月2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许小年在作主题演讲时表示，“钱从何而来?目前财政要减税，财政已经很紧张。银行贷款有债务风险。”一向以“敢言”著称的许小年指出，拉动经济所需的投资应该考虑直接帮助企业和老百姓，而不是投入到短期难以见到效益的项目上。

　　在许小年看来，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北斗导航等“新基建”的典型代表所需要的投资都集中在高科技、智力领域，对社会需求和就业的拉动作用有限，而5G、特高压、充电桩、高铁等领域都是在上一阶段基建投资热潮中就获得大量投资的“老基建”。

　　日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致论坛上发言称，目前流传的“新基建”大概包括一些省市规模庞大的基建投资计划，但仔细研究后会发现，这其中包括一些省市多年的投资计划，有的项目去年已经开始实施。

　　“所谓的‘新基建’，往宽了算，也就是10%左右，还是挑不起大梁。”刘世锦还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产业化投资属于企业投资，这与政府投资的前瞻性有很大差别。因此，他认为“新基建”确实很有前景，今后国家也将大量投资于此，但目前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还要认真分析。

　　既要解决“钱从哪来”，也要考虑“超前投资”

　　在学界业界仍有讨论的同时，已有不少省市将高科技产业、数字经济等列入政府投资清单，5G、云计算等新基建概念的市场表现也较为火热。例如，广东公布的重点建设项目清单中，就包括佛莞城际、广佛环线等11个城际轨道项目建设在列，并且还计划在5G/4G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方面投资171亿元。

　　“一句话，推动‘新基建’投资正当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近日在由全球化智库(CCG)举行的“疫情下的数字经济‘新基建’”线上研讨会上表示，“新基建”是未来趋势但眼下首先要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

　　受疫情影响，当前全国财政收入情况不容乐观。财政部3月24日发布的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1-2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232亿元，同比下降9.9%。从各省市公布的财政数据来看，共有20多个省份财政收入大幅下跌。1-2月份，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241.72亿元，负增长7.8%;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90亿元，下降4.5%，其中税收收入下降7.6%。2月份，山西、吉林、青海、河南四省的财政收入降幅也在20%以上。

　　对于“新基建”的投资问题，张连起建议财政政策中可以适当扩大地方债范围，要本着“花钱要问效，有效多安排，低效要压紧，无效必问责”的方针，向人口流入多、地方债务风险小、推动社会资本明显、激发内生动力强的地区汇集资金。“也就是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据国家统计局投资司司长彭永涛此前透露，有关部门加大了地方专项债发行力度，1-2月份已下发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949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420亿元。

　　但在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巨大的情况下，靠政府借债来支持“新基建”显然不足。张连起认为，“新基建”特别是数字技术类的基础设施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其中主体是企业。“我们不应该忽略民间资本和企业的力量，不是说政府能干所有的事。”他建议，“新基建”项目和投资应该更多地向民间资本开放，要做真正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为此要研究出台一揽子配套措施，加强与财税、金融、就业等措施的统筹协调。

　　但因为具有建设周期长、单项投资回收周期长、直接回报率不高等特点，民间投资往往较少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对此，张连起建议既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也必须强调要“适当超前”投资。

　　“就像早期建高速公路一样，(一开始)没有什么车流量，但是现在证明非常及时、非常恰当。”他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