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即便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仅晋察冀根据地所办的报刊就有几百种。报纸有《晋察冀日报》(前身为《抗敌报》)、《子弟兵报》、《冀中导报》等，期刊有《晋察冀画报》《战线》《抗战生活》等。这些报刊成为时代号角，凝聚起千百万民众的抗战信心，鼓舞了千百万民众的抗战热情。

　　那么，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这些报刊是怎样出版的呢?我们选取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和期刊介绍给大家，以纪念这些以笔代枪、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们。

　　“民族的号筒”：敌后办报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晋察冀日报》

　　《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是《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在阜平县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创刊，最初为石印，三日刊，社长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1938年4月，《抗敌报》转为晋察冀省委的机关报，邓拓任报社社长，主持报社工作。1938年8月16日，报纸改为铅印，隔日刊。1940年11月7日，改为《晋察冀日报》，为日刊。报纸的内容以国内新闻、国际新闻、通讯、社论、诗歌、漫画等为主，并创办了副刊《老百姓》。所刊载的文章大多通俗易懂、诙谐幽默，成为根据地军民了解八路军抗战和根据地政策的主要渠道，也是边区党政军民对敌作战的重要宣传武器。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与其他报纸合并为《人民日报》)，在十余年的办报时间里出版2845期，发行量从最初的1500份扩大到几万份，最多时达5.5万份。

　　在《晋察冀日报》办刊过程中，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最有名的是“八匹骡子办报”“七进七出铧子尖”。

　　为适应游击办报的需要，报社人员尽量减轻设备的重量以便于转移，比如排字工人把铅字缩小，把笨重的字架改成可装卸的轻便字架，把笨重的石印机改成用枣木制成的结实轻便的木制机。邓拓还要求编辑和记者写文章都限定在3000字以内，以减少字盘重量。同时，邓拓还用特制木箱装字盘，装好就能搬走，架起就能捡字。因为报社的全部设备拆装方便，敌人来时，拆完装入箱子搬到骡背上就走。等到了安全环境，立即卸下设备，安装完毕就可以开工。全部设备用八匹骡子就可带走，非常适合当时的游击环境，因此就有了“八匹骡子办报纸，三千字内著文章”的说法，可谓是中外新闻史上的奇迹。

　　铧子尖是平山县滚龙沟南山深谷中的一个小山村，1940年冬到1942年春，晋察冀日报社曾长期在滚龙沟一带驻扎。1941年8月22日，日伪军7万多人“扫荡”晋察冀边区，2000余敌人合围滚龙沟一带。当时，报社为了赶印当天的报纸，行动迟了一步，来不及转移设备，于是，他们把设备埋藏在铧子尖，报社人员则与当地群众、民兵、游击队一起与敌人周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敢机智地“七进七出铧子尖”，反复七次挖出设备工作，埋好设备转移，硬是在敌人“扫荡”的25天时间里出了23期报纸，对稳定根据地民心军心、鼓舞军民抗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为了出版和发行好《晋察冀日报》，在抗战期间有34位报社工作人员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还有多人在发送报纸途中献出了生命。《晋察冀日报》和晋察冀根据地一起发展壮大，它不但见证和记录了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壮大，而且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创举和榜样，被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誉为“民族的号筒”。

　　“活生生的事实”：真实记录敌后恢宏壮阔抗战和热火朝天建设的《晋察冀画报》

　　《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摄影画报，创刊于1942年7月7日，共出版13期。1948年5月20日，晋察冀画报社和晋冀鲁豫人民画报社合并为华北画报社。

　　说到《晋察冀画报》，不能不提著名摄影家沙飞。全面抗战爆发后，沙飞从桂林北上，10月份到达晋察冀，经聂荣臻特批成为随军摄影记者，不久便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沙飞拍摄了许多有关八路军抗战的照片。为了让大家了解八路军抗战，1939年春，沙飞等人在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摄影展。尽管照片不多，也不大，但引起了很大轰动，十里八乡的群众像赶庙会一样前来参观。那时候老百姓大多不认识字，不能看报纸杂志，但他们能看懂照片，能从照片上直观地看到八路军战斗和胜利的情景。

　　这次展览还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称赞，他说：“你们这样做很好，不识字的人能看懂照片，这样的形象宣传作用大。”展览出人意料的成功和聂司令员的鼓励，使沙飞萌生了印制画报的想法。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画报印制的难度远高于报纸。首先需要人才，包括摄影、制版、刻字等人员。其次需要设备，包括相机、铜板、锌板、上等的纸张和油墨，以及各种化学制剂等。这些东西在大城市都是紧缺物资，更别说在被日军严密封锁、条件艰苦的根据地了。因此，沙飞的想法在当时听起来有点异想天开。但沙飞的想法得到了晋察冀军区领导，尤其是聂荣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军区领导表示：筹办画报的一切经费都由军区解决，在尽量节约的原则下，要多少就给多少，需要什么人就调什么人，全力支持创办画报。领导的支持给了沙飞极大的信心，他们从全军区搜罗各种有用的人才和设备，并自己动手制造设备。边区解决不了的就通过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购买。为了购买和护送这些设备，地下党组织历经艰险，有些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支持制作照相制版的镜头，聂荣臻还贡献出了自己的军用望远镜。

　　经过3年的准备，1942年5月2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沙飞任社长，全社共100多人。尽管此时日军对根据地展开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扫荡”，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晋察冀根据地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但画报社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1942年7月创刊。在庆祝大会上，聂司令员对画报社全体人员予以表扬和奖励，并为画报亲笔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个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如何艰难困苦地抵抗着日本强盗!”

　　画报出版后传到各根据地和敌占区，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和鼓舞，也让日军非常震惊。日军一面加紧封锁印刷制版物资，一面“扫荡”根据地，并把画报社作为重要的袭击目标之一。

　　1943年4月19日晚，画报社正在平山县东黄泥一带赶印第三期画报，突然有群众送信说日军正向此地进犯，赶紧转移。于是，大家马上停止工作，拆卸设备，搬运埋藏好，准备转移。此时，日军已将村子三面包围。在突围中，著名摄影记者雷烨不幸遇难。

　　虽然日军的“扫荡”、袭击经常发生，但晋察冀画报社却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所印制的画报愈发精美，让看到的人爱不释手，视若珍宝。当时各根据地把“陕甘宁的广播，晋察冀的铜板”视为我党在宣传工作上的两大创造和法宝。

　　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晋察冀抗战的照片大部分出自《晋察冀画报》，它不但向世界证明了八路军在敌后进行着英勇的抗战，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历史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