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
刘世锦提出，保“6”争议需要认清的第一个事实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在过去近10年开始逐渐回落。
“近10年的回落过程很难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来解释，而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从过去10%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刘世锦说。
为什么会出现增长阶段的转换?刘世锦给出了四方面的解释：
第一，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在他看来，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整个工业化二三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进程中，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区间。过去支持高投资的三大需求来源的房地产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建投资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出现。在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以后，经济增长就会进入平台期，开始出现逐步回落。
第二，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从2012年开始，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人，最近几年减少的数据是四五百万人，而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
第三，可利用的技术减少。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和领跑，“实际上这也反映出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
第四，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消耗、碳排放量已经接近了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部分地区超过临界值，最为明显的就是雾霾天气的影响。
刘世锦指出，从国际经验来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时都由高速转向中速。其中，日本的经济增速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4.5%，韩国的经济增速在90年代后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速出现在80年代的后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他们最后算出来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刘世锦表示。
“中国现在的宏观政策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
保“6”争议需要厘清的第二问题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能不能改变增长阶段的转换?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只有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放松宏观政策，才可能有效。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潜在增长率就像游泳池里的水面，平时我们看到这个水面是波动的，宏观政策可以让波动的幅度小一点，甚至把它熨平。但是水面由2米变成1.5米甚至变成1米，这个事情是宏观政策变不了的，是由另外的因素决定的。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是由要素的供给特别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由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
近期，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呼吁货币政策放宽的呼声比较高。在刘世锦看来，近年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前些年为了稳增长、加杠杆，出现了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情况。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由于货币政策过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
此外，脱实向虚、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属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很难影响、改变这些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的。如果想继续把货币政策放松，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
透支了未来增长潜力，短期来看能把经济硬撑到比较高的水平，但是以后一定会大起大落，而且某个时候就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甚至出现危机。“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以后出现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刘世锦认为，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讲，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有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到6%，或者到5%左右。
“现在看，略低于6%的增速，可以显现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所以明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
“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5%的增速不一定能保得住”
“5%到6%的经济增速符合中国现在潜在增长率的，而且要保持一个5%以上的增长速度，其实很不容易，难度相当大。一定要提出的是，中国的基数每年都在扩大，每年的新增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像2018年中国经济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一两年、两三年的经济增量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中国的经济增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30%的需求量。”基建、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大需求来源的基本动能已经不足了，中国经济的增量也不能再依靠这三大需求来源，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5%的增速不一定能保得住。
“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存在体制机制上的束缚，不少新的结构性潜能看得见、抓不住。”下一步，特别是从明年开始，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应该做好六件事情：
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最近《土地管理法》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宅基地朝外流转还不允许，我觉得这个改革必须加快，否则这个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部分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技术产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下一步，将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应该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这样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包括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的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参与的这种基础电信运营商，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在此过程，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比如一些民营企业是头部企业，但是他贷款被抽走了，日子很难过，不得不投靠国企，其实他投靠的那个企业效率比他更差”。
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中国下来一定要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但是这个不是谁规定的，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下一步，你要解决一大批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否则创新将会后劲不足”。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解决绿色发展中算账的问题，需要推广更大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
上述六点都与改革相关，都能够激发新的结构性动能。但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
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要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能不能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突出业绩评价和用人导向，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因为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
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
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不能整天为了报账、审批课题忙得不行”，逐步形成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成批稳定涌现的环境。
高质量发展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强调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论，把机制问题解决好，各方面增长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