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如今，理论已成现实。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安全事故、疫病暴发、网络安全以及核威胁等，塑造出复杂的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人类迈向更高文明形态的必经阶段。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总体上受自然支配，自然风险是主要风险。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人类活动造成的风险逐步取代自然风险占据主导地位，所带来的威胁也不可同日而语。

　　同时，各类风险不再相互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转化，风险的复合性增加。借助当代社会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各种风险既可以跨地域、跨层级传播，由地方风险演变成国家甚至全球风险;也可以跨领域关联，由社会风险衍生出经济、政治甚至意识形态风险。各种风险的跨地域、跨层级、跨领域复合，形成风险叠加效应。

　　而且，由于风险的多源性、多样性和复合性，风险生成路径逐渐变得不可确定;又由于传统分析技术的失灵及新型分析技术的不成熟，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出现了断裂和盲点。两方面因素相互叠加，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强了。

　　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面对风险，基层最为薄弱。基层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里汇聚了各类人群、组织、实体和功能，本就是各种潜在风险的聚集地和风险传播的源头或中转站，这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近几年，随着我国风险防控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基层的风险应对能力有所加强。但与正在加速形成的风险社会相比，基层风险治理短板仍存，基层风险治理水平亟待提升。

　　认识上有偏差。由于不具备风险社会知识、不掌握风险识别手段，基层往往认识不到风险的存在，惯常化思维常引发风险漏判或误判。结果，基层既不能在源头上做到防患于未然，又不能有效阻断风险跨地域、跨层级、跨领域复合，基层薄弱的风险感知和预测能力最终导致各类风险叠加，带来各类隐患和危害。

　　制度上待完善。制度性风险是风险社会破坏力的主要来源之一。现实中，由于基层微观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初始风险往往通过制度漏洞衍生出更多制度性风险。比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部分地方疫情上报制度不完善，形成公共舆论事件，造成疫情管理和舆情管理双重制度风险叠加。如何织密织细微观制度之网，防范制度性风险叠加，成为基层风险治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能力上有弱项。基层目前的能力体系还不足以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受主客观条件制约，基层在风险应对上捉襟见肘，常常有力不会使、使不出甚至使错地方。这一方面是由于知识更新与实践锻炼不足，基层尚未建立起完整的风险处理能力;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源受限，基层治理力量尚须强化。

　　基层是风险治理的关键环节，同样也是薄弱环节。只有补短板、强弱项，提升基层风险治理水平，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新问题新挑战，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树立总体风险观。我们须从全周期、跨地域、跨层级、跨领域复合的角度理解风险内涵，在全国乃至全球的风险格局中把握本地风险实质，形成全面的风险认识，以破解基层风险事实与风险认识失调的矛盾。同时，总体风险观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基层需要在整合风险社会知识和风险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从本地风险治理实践中提炼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总体风险观。

　　织密微观制度网。对于基层而言，大而化之地进行制度设计，无法应对风险社会中精细化治理的要求。要建立起风险治理的“铜墙铁壁”，基层更需要下“绣花功夫”。这需要在基层制度体系与不同层面和不同类型的制度体系之间搭建“安全桥”，扣上“保险锁”，阻断风险的跨地域、跨层级、跨领域叠加，让风险无缝可钻。

　　强化治理能力链。应对风险社会，能力变革是关键。能力在哪里增强，风险就在哪里削弱。基层只有做到“打铁自身硬”，才能扛住风险打击。针对此，一方面应帮助基层在坚持总体风险观的基础上，不断提升风险识别和预警能力、风险应对和处置能力、风险后果评估和反馈能力，建立起与风险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化能力体系。另一方面，基层也需要提升资源整合与协同配合等方面能力，把多元力量拧成一股绳，不断拓展和强化风险治理能力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