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影响经济发展预期的最大变量，是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战，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但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其他有关地区疫情反弹风险也不可忽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毫不放松地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统筹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努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要制定明确的疫情分区分级标准，实行区域差异化管理，为复工复产、便利生活和经济发展打通交通运输“大动脉”，畅通企业、社区、村庄“微循环”，进而加快形成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尽最大力量把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夺回来，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在国际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都很大的形势下，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本就很不容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工作又带来更大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疫情影响虽然很大，但终究是阶段性的，改变不了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的特征，也改变不了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向好的大趋势。关键是拿出多种有效办法和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我国“超大人力资本规模、超大国内市场需求、超大生产力配置空间、超强资本形成能力和超强举国体制”等叠加耦合而形成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加快培育和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唯有经济发展稳住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政策目标才能得以实现，民生事业也才有坚实的物质保障。
首先，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促互进，推动高质量发展。 始终坚持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因此，“稳增长”不仅是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前提，而且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基础。在疫情影响明显、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讲“稳字当头”，关键是确保经济稳定合理增长，坚决守住一定的速度底线。如果放弃我国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传统优势产业，盲目地搞“去工业化”和环保“一刀切”，简单关停拥有要素禀赋的优势资源型产业，就会导致经济结构趋同，进而使得“旧动能降低，新动能不足”的“断档”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要打赢目前这场难度巨大的经济发展保卫战，必须统一思想，牢牢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了疫情严重地区之外，要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努力做到防疫不放松，经济要发展。
其次，要充分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巨大威力，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打好政策组合拳。“有为政府”和“宏观调控”相统一是我国经济平抑周期性或偶发性冲击，进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显著制度优势。政府的积极作用和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不仅帮助我们战胜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严重冲击，而且让我们克服了2003年的SARS疫情和2008年汶川地震等灾害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当前，要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必须发挥好政府以及宏观调控促进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真正把政策组合拳打好，从而加快形成提振经济发展的正能量。从供给侧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应重点放在增强中央及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为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减负、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弥补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弱项上。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并赋予地方政府更大分配比例和自主举债空间。只有政府投资能力增强，并发挥好“政府投资乘数效应”，才能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只有政府有了钱，才能更大力度地实行“结构性减税”，为疫情冲击下的第三产业和中小微企业生存提供“救命钱”，为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从而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全国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基础设施的规划，大规模增加全国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加快形成省与省、省与市、市与市、市与县、县与县之间互相策应、互为支持的高标准全国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基础设施网络。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重点则要放在更加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为复工复产、实体经济发展、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上来。这里尤其要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和“金融与货币政策”的效应对冲，主动调控商业银行的利润水平，避免银行“高额盈利”对企业的“利润挤压”和“减税效果稀释”。从需求侧来看，由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构成的内需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扩大内需关键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收入规模及相应的需求偏好。扩大投资需求不但要在需求侧用力，还需要在供给侧使劲。只有需求增加使企业产品“价格上升”或供给侧结构性减税使“成本下降”，企业投资需求才能最大地激发出来。保障企业利润的前提是产品要“卖得出”，这就需要千方百计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要扩大消费需求，需要激发居民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两方面需求。客观来讲，我国这两方面的需求潜力都十分巨大，需要进行政策创新来释放。要加快清理和规范各种限制社会集团合理消费的政策，较大程度地释放集团购买力。当然，还要重视扩大出口。更加积极地深化国际合作，加强同经贸伙伴的沟通协调，优先保障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恢复生产供应，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要支持出口重点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发挥好出口信用保险作用。
再次，要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为了发挥市场激活经济的优势，一方面，我们要根据疫情形势变化，适时解除阻碍生产、流通、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的限制，让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流动起来。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现代产权制度和高标准市场体系两项基本建设。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产权的清晰和保护是市场交易和市场机制得以高效运转的前提。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更离不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一方面，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体系，规范发展股票市场，有序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另一方面，要全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有力打击各种形式的垄断和不平等竞争行为，加快形成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法制法规。通过严格执法让各种形式的商业欺诈、假冒伪劣和不守信誉的企业和个人无法生存，还企业和老百姓一个真正放心的市场环境。特别是要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最后，还必须强调，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关键在人。要通过加快激励机制、容错机制和保护机制建设，解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枷锁”，充分调动各级地方干部和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全社会争先恐后积极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