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李渔，称得上是一位启蒙思想家。所谓启蒙，简言之就是以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与科学理性，反对封建传统思想与宗教束缚，摆脱愚昧与迷信，传播新知与真知，倡导思想自由与人的个性发展。

　　李渔在世时，被称为“俳优”;在鲁迅笔下，他是一个“帮闲”。无论是“俳优”还是“帮闲”，这些只是李渔个性的一个方面。李渔自道“外卑而内崇”，又说“我性本疏纵，议者憎披猖”。当他摒弃世俗羁绊、以“傲骨犯时嗔”时，就个性焕发，就得以彰显强烈的怀疑精神与独立的批判品格。

　　疑“圣”

　　李渔在当时固然不知何为 “启蒙”，然而，其思想的若干重要方面，以现代眼光观照，实契启蒙要义。

　　李渔生活在封建专制盛行的时代，却拒绝做思想史上的“凡是派”。相反，他以世所罕见的勇气，像尼采所主张的“重估一切价值”那样，重新审视、批判封建社会中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圣贤”和“经典”。

　　李渔在《论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一文中，批评后人对魏徵评价不公时写道：“后人明知其是而强欲非之，不过依傍圣贤，袭取现成字句，到处攻人之短，凡有意同于圣贤而词别于经史者，即呼为叛道离经”。进而，惊世骇俗地指出，“殊不知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方是名理，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使后世说话者如童蒙背书、梨园演剧，一字不差，始无可议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渔不但认为“名理”未必尽出“圣贤”之口，而且在《读史志愤》中指出“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严厉诛讨“功必归圣贤，过则委愚昧”。同时，他还嘲讽“拘儒”——须是印版刊定之事，方为所取，苟无成样，未有不为所弃者也。可笑哉!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如此酣畅淋漓、一针见血地怀疑并否定一味 “依傍圣贤”之不足为据，甚至直言“圣贤不无过”、讥刺“拘儒”论事之刻板而肯定普通百姓的思想和智慧，鲜有论者。由此，更可见李渔弘扬思想自由与张扬个性之伟大价值。

　　作为反对凡事必依傍“圣贤”的具体实践，李渔对朱熹的有关论述，有着极为直率的批评。一方面，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朱熹有关注解 《孟子》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对以朱熹为首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亦不迷信。李渔甚至说：“由是观之，《四书》之文犹不可尽法，况《西厢》之为词曲乎?”

　　他人在评点李渔的此类文字时，谓其“石破天惊，轰雷四起”。凡此，无不昭示李渔颇具战斗精神的启蒙思想，真可谓“颠倒千万世之是非”。

　　疑“神”

　　李渔不仅对现实世界中的 “神话”(“圣贤”和“经典”)不盲从，而且对另一个虚幻世界的“神话”(当时社会盛行的鬼神信仰与命定论)同样深表怀疑，并给予猛烈的抨击。

　　崇祯二年，李渔的父亲去世后，他写了一篇《回煞辩》，斥责“回煞”之说不可信。“回煞”，是指人死之后，化作凶神恶煞，于某个日子回家;活着的人当举家徙宅躲避，是谓“趋凶避吉”。这大抵是殷俗尚鬼以来形成的一种迷信。

　　在《回煞辩》中，李渔自道“生平恶闻影响之谈，于妖邪惑众之事，必辟之是力”，因此据理反驳，将那个劝李渔离家以避“煞神”的占候卜筮者批得体无完肤。李渔还诗云：“予为孔子徒，敬神而远之。奥灶两无媚，长谢为君辞”，明确表达就是生病了，也要放弃向鬼神祈禳。在《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一文中，更是认为“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鸣其哀耳”。

　　在为五显岭庙写的对联中，李渔还有精彩论述：“善者敬神，恶者畏鬼，究竟都非异物，须知鬼神出在自心头。”“须知鬼神出在自心头”一语，颇同他在小说《夏宜楼》中所说的“从来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这些极为晓畅明白的话，说出了对鬼神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世俗迷信的愤懑。若醍醐灌顶、警世恒言，彰显了非凡的超前意识。

　　李渔诚然不信鬼神，那他相信 “命定”吗?李渔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及自己之所以不能中举，是因为“命”不好。《榜后柬同时下第者》云：“才亦犹人命不遭。”《清明日扫先慈墓》云：“一命无荣子不才。”

　　如果李渔真的信“命”，那我们就难以相信他是真的不信鬼神。其实，李渔之谓“命不遭”等只是托词，借此发泄的是对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不公正的愤怒。当李渔比较理性地思考“命”的时候，他是不信“命”的。在《乌鹊吉凶辩》中，李渔明确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善者得灾异鲜凶，不善遇麟凤非瑞。”

　　与此相关，李渔也不信“数(天数)”、“上帝”等。在《月蚀》一诗中，李渔谓“上帝犹藉力，何况居人间”;《论宋太祖之得天下》一文更是指出，改朝换代真正仰仗的是人力而非天命。

　　简而言之，李渔既反对鬼神信仰，也痛斥命定论。至为可贵的是，李渔深刻地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即人的因素是第一的。这是颇具科学理性的唯物论思想，也是极富于启蒙价值的进步思想。

　　疑“史”

　　李渔在《笠翁别集》中说：“予独谓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也。”在《读史志愤》中则写道：“一部廿一史，谤声如鼎沸。不特毁者怨，誉者亦滋愧。”

　　认为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是李渔一贯的看法。梁启超、鲁迅等少数杰出的学者、思想家，亦认为二十四史并非都是真的历史，很多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

　　李渔时代只有二十一史，但他目光如炬地揭示中国古代正史的真面目。这不仅是对古代史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思想启蒙意义。如果联系李渔《笠翁别集》的写作缘由，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李渔在《笠翁别集》中说：“读古人书，听人论古事，有迹涉荒唐、情背谬于义理、不能取信于五尺之童者，而老生宿儒，皆推心置腹，借信之不已”，“盖宋儒非他，皆工于信史者也”。李渔所说的“老生宿儒”，主要是指“宋儒”。李渔说自己“所论议，大约合于宋人者少，而相为犄角者众”。前述对朱熹之《纲目》“尚多谔谔之词”，一定程度上正是针对宋儒而发的。

　　在那个时代，“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李渔则不然，他鼓吹凡事“不必尽准于古”，认为“若谓古人在在堪师，语语足法，吾不信也”，甚至提出尧、舜时之世风“未必上于今日”。作为此种怀疑精神的积久沉淀与高度升华，《不登高赋》中自道“好与古战”的李渔，敢于挑战权威，不迷信正史记载。他通过仔细研读，颠覆性地揭示出二十一史的真面目，令人茅塞顿开、耳目一新。

　　李渔之所以萌发出石破天惊的启蒙思想，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他能够不拘格套、富于独立思考。李渔云：“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模仿、希冀于其中也。”可见，其内心深处真正崇尚的是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

　　同时，这也与明代中后期知识界出现怀疑主义思潮不无关系。当代学者葛兆光认为，明代中后期王学在士人中的盛行，给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带来的是一种自由的风气。人们趋向于怀疑主义的思路，原本统一的意识形态被各种怀疑态度瓦解，思想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缝，知识阶层逐渐建构了相当宽松的言论空间。

　　李渔的思想明显带有王阳明 “心学”与李贽“童心说”的印记。王阳明与李贽无不富于怀疑精神，无不崇尚思想自由。王阳明主张：“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李贽则鼓吹“童心”，据“心”来定是非，而不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亦谓：“我之所师者心，心觉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于世何为乎”，足见其亦步亦趋。另外，李渔勤奋读书，“博物洽闻”。凡此，与前述显示李渔傲骨的“疏纵”、“披猖”本性结合起来，才助其“观人有别眼，论事有别见，行文有别肠”。

　　总之，李渔勇于质疑、敢于批判，犹如黑夜中闪电。他的启蒙思想，不仅抨击社会，而且洞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