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曾国藩，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的一面。其实，在晚清，曾国藩的文学成就也是相当高的。曾氏作文，师法以方苞、姚鼐等为代表的桐城派，却又自立标杆，创立了“湘乡派”。他论古文，提倡声调铿锵、包蕴不尽;他自己的作品雄奇瑰丽，著有《求阙斋文集》等著作。清末民初的一批著名文人，比如严复、林纾、谭嗣同、梁启超，都曾深受曾氏文风影响。

　　文学是一种“手工业”，最好的传承方式是师傅带徒弟，这个目光如炬的“师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前人或同时代人留下的著作。作为有志留下文名的人，曾国藩一生读过许多书，比如《离骚》《史记》《后汉书》《左传》《文史通议》《朱子年谱》《水经注》等，读到关键处，他必做标注、摘录，颇像一个教书先生。

　　曾国藩觉得，一个人读书首先须立志。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写信给四个弟弟说：“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意思是说，读书人最要紧的是立志，而不是追求各种物质条件。有志向的人，哪里都是书房，没有志向的人你给他最好的条件，他也还是读不进去。

　　人的时间、精力有限，这就决定了我们做事得有选择，不能随心所欲。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给弟弟们写信，专门谈到这一点：“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他自己也一直坚持“读书不二”，一本书没看完，不读其他的书。

　　一个人读书，光有个人的决心还不够，必须有一帮志同道合的师友相互督促，曾国藩将这种督促名之为“师友夹持”。他认为“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这种想法是很有道理的，人毕竟有追求享乐的天性，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许多时候不过是一个玩而有度、一个玩物丧志罢了。懒散了，周围的人提醒、激励一下，当事人很可能回归初心。

　　曾国藩反对为读而读，在他看来，一个人读书的终极目标是“进德”“修业”：“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用今天的话说，读书一是为了提高道德修养，使自己可以顺利融入“朋友圈”;二是为了提升业务素质，让自己能够干出一些事。

　　曾国藩的为人处事虽然充满了许多矛盾，比如激流勇进与功成身退，领军杀人与心怀悲悯，力主洋务与沉迷传统文化，志做清官与搞迎送陋规，但他关于读书、做学问的认识是真诚的，值得今天的人们好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