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凭借“文景之治”积攒的国力，将战略重心设定在了可影响全局的北防匈奴上，历经数十年征战，逐渐将对匈奴的战争推向外线，通盘考虑加强对辽东、河西及西域沿线的军政介入，达到了断其左右臂的战略目标。在接连几场大战之后，稳固东线、夺回河南及打通河西走廊、割裂诸羌与匈奴联系等，大大压缩了匈奴侵扰的活动范围和规模。此外，汉武帝时期史无前例地开拓出了一条集国防、贸易、文化交流等为一体的“丝绸之路”。

　　着眼于消灭对方有生力量

　　汉高祖“白登之围”后，汉匈关系多以和亲、互市等手段维持了大面上的平稳，但匈奴对汉边的袭扰仍然不断。至武帝时国力达到鼎盛，为确保完全的安定，从最初两军侵袭与反击的对战，到大军团迂回作战战法的成熟，汉武帝逐步摸索出以战止战、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并将之远逐的战略路线，破解了长久以来首府长安的安全压力，大大地拓展了疆域，将汉廷影响力远播西域。

　　首先，由政治和亲向军事打击调整，不再单方面委曲求全。元光二年(前133年)，借匈奴再次请求和亲之机，武帝定下奇袭围剿之策，用雁门郡马邑为饵，诱使匈奴以10万骑兵来袭，欲以5路大军、30余万人，歼灭其主力而毕其功于一役，但因雁门尉史意外被俘、泄露军机，加上汉各路大军协调不力，“马邑之谋”最终“流产”，就此拉开双方长达数十年战争的序幕。此后，汉军开始稳中有进，逐渐扭转被动局面。着力稳固雁门至右北平一线防务，针对匈奴多次袭扰，调配重兵于上谷、代、渔阳、云中等郡，作为发动反击的策源地。部署停当后，元朔二年(前127年)遣卫青、李息兵出云中至陇西作为奇兵，攘除盘踞河南的楼烦、白羊王。随即又使苏建兴10余万人营建朔方城、修缮边塞，作为守护河套地区的中坚。同时针对匈奴采取连续报复行动，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统领汉军3万精骑，以4路大军出朔方、李息及张次公兵出右北平为策应，取得了俘获“右贤裨王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畜数十百万”的辉煌战绩，至此清除了右贤王势力，为下一步经略河西创造了条件。

　　其后，汉军开始主动出击，反击匈奴的同时，打通了河西走廊，并积极寻求与单于主力决战。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领万骑出陇西，“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馀里，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馀级”。当年夏，霍去病再次率军逾过居延、小月氏至祁连山，虏获单桓、酋涂王等以及收降2500人，斩首3万余级，逼降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等4万余人，从此陇西、北地、上郡少遇匈奴侵袭。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5万骑兵，步兵及运送辎重等数十万，分出定襄、代郡，向大漠深处进军，卫青遇到匈奴主力，以左右翼包抄，单于退走，虽未追及，但取得了“捕斩首虏万九千级”的战果。霍去病率部出代郡、右北平2000余里，“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虏获七万四百四十三级”，此后“幕南无王庭”，西汉王朝得以在朔方以西至金城郡，广设屯田，而西域道路可通，就此掌握了对匈作战的主动权。

　　构筑完全的安防体系

　　汉武帝一朝对匈奴长年用兵，战略战术方面根据战事推进和战场变化，进行相应调整，如起先夺回河套地区、征战河西、漠南漠北，多独任兵法采取“大迂回”“大纵深”方式推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转而将政治、经济与军事手段相结合，此时军事行动便有了以战养战的特点，历十数载经营，使匈奴的活动范围被牢牢挡在塞外乃至漠北，已很难组织有威胁的侵边行动。在经略西域方向上武帝一朝甚至是“超额”完成任务，“点面结合”将西域诸邦纳入并构筑王朝总体安防体系，使外患压缩到最小。

　　首先，精准把握地缘情势，正确选取主攻方向。往前追溯，匈奴传至冒顿单于时，完全侵占河套地区，活动范围西起云中、定襄、雁门，东至右北平、辽西、辽东，其势力已深嵌汉廷北疆一线，中路威胁直逼长安。为此，汉武帝选择从边患最烈且距离单于王廷最近的云中、定襄、雁门等地切入，以东线为策应，采取大迂回的方式迅速推进至高阙塞，割裂白羊、楼烦二王与匈奴腹地的联系，奇袭防御空虚的河南地，一举解除腹心之患。需要指出的是，汉武帝在以武力驱逐匈奴势力的同时，极为重视沿线边塞的开拓稳固，除增加必要国防力量外，还极大促进了经济开发。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后，当即做出营建朔方、五原的决定，当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实边;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取得河西之地，随即设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元狩三年(前120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而增置张掖、敦煌二郡，再次徙民实边;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起事，平定后将其民众分徙酒泉郡。

　　然后，极力拉拢西域诸邦加入反匈行列，以求“断匈奴右臂”，彻底清除匈奴影响，促成对整个西北地区的安全掌控。武帝对西域的关注，最初的目的是联络月氏共同制御匈奴，时为郎官的张骞在建元二年(前139年)首次出使西域，至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详细汇报了亲历见闻，更是激发了武帝经营西域的雄心。漠北会战后，匈奴大幅向西北方向退却，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及持续巩固，为凿空西域提供了有力保障，于是张骞再次提出联络乌孙攻击匈奴的建议，获得了武帝大力支持，命其率领300人的使团，携带万头牛羊及数千巨万的财物向西进发。尽管乌孙因内部政局动荡及其与匈奴关系密切，对与汉廷结为兄弟之国存有疑虑，但乌孙使者跟随张骞返回时，感受到了汉朝地广人众与物产丰饶，其他汉廷使者也奉命与西域各国广泛接触，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后续深度经略并建立官方往来关系打开了局面。

　　积极寻求国力与军力的匹配平衡

　　汉武帝在决计对匈奴发动反击以降服之时，遇到了来自各方的阻力，几乎在每个战略推进阶段，都有不同的声音，武帝于此并不是全然不理会，而是在积小胜为大胜上下功夫，用取得的战果来说明其“以强制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当然过程当中也确实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纵观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以武力征讨“四夷”特别是对北疆的进取，奠定了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及疆域规模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展现出武帝一朝的国防动员力也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首先，敢于打破汉高祖以降确立的和亲政策。在与匈奴的较量中，逐步摆脱主和派的“陈词滥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促成了朝中颇具影响力的主父偃及公孙弘对匈奴作战态度的转变。元朔元年(前128年)，时为平民的主父偃上书，以秦皇汉祖对匈奴作战均以失败告终为例，劝谏朝廷不要兴兵匈奴，获得武帝称赞。次年，汉军成功夺取河南之地，主父偃则提出“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积极建言在河南地营建朔方城。元朔三年(前126年)，时为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对“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的举措提出异议，认为这是“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武帝没有正面否决其议，而是让朱买臣等人围绕置朔方城的利弊与公孙弘对策，公孙弘均不能作答，以至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粗鄙和短视。与此同时，武帝也欣然接受了其“专奉朔方”的提议。

　　其次，武帝对于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耗费是有清醒认识的，并对此竭力筹措以弥补之。事实上，在夺回河南地、营建朔方城时，就出现了“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的情况，至元朔六年(前123年)因连续出动10余万大军反击匈奴，汉军受赏花费黄金20余万斤、士马死者也达到了10余万，加上兵甲转输运送耗费，使得用度枯竭，于是武帝下诏使“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借鉴文景时期一定限度的售卖“武功爵”做法，以赏禄激励将士。随着战事的深入推进，至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远遁漠北后，汉廷也遭受了较大损失，尤其是作为战略储备的马匹损耗巨大，以致“不复大出击匈奴”。此外，还出现了“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的情形，武帝开始下诏陆续采取更易币制、恢复盐铁官营、抽取商税等举措，很快便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明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