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从定性因素上分析，原因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微幅波动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GDP基数大幅提高，数据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有所减弱;我国政府对经济调控手段逐渐成熟，宏观把控能力日臻完善，因此2020年GDP仍将保持微幅波动状态。

　　二是经测算，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继续小幅下滑，因此，若国家不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那么我国经济实际增速将在其潜在增长轨迹上运行。

　　三是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国和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其经济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中美贸易摩擦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一定下行压力，虽然中美贸易摩擦取得阶段性进展，但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四是从经济先行指数角度来看，通过经济先行指数来判断经济运行趋势，是国际学术界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之一，根据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12个子指标构成)，2020年我国GDP增速仍将继续小幅下滑。

　　2020年，地方债发行额可能明显提升，债券利息有所降低，国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信号清晰可见，同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下，2020年基础设施投资将成为带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中央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和实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的灵活调控政策下，使得房地产投资总体稳定，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但由于人口老龄化、居民储蓄率快速下降、居民杠杆率大幅提升、房地产投资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等因素，使得房地产需求逐渐趋于平稳。因此，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虽然呈现平稳小幅下滑之发展态势，但相比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增速依然相对较高，这将会带动房地产对家电、家具、建材等行业的拉动作用。

　　对于制造业投资，有利因素是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降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等政策，从方向上看，这项政策将有效提高企业利润，激发企业投资热情。不利因素是，由于工业产能利用率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而且企业利润增速也在大幅下降，从而会对制造业固定资产产生一定遏制作用，使得2020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回落。整体而言，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依然成为有效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有效手段。

　　2020年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将继续强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居民消费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5%。在当前虽然我国消费增速持续下滑，但在各项消费政策“组合拳”的刺激下，预计2020年中国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

　　二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继续强化。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政府更加重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熨平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带来的负面冲击。

　　物价的推动因素通常可归结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货币超发和外部输入等。需求拉动，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或者说出现正的产出缺口，通常由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产能利用率、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来判断。综合影响物价变动的各个因素，2020年我国物价水平将处于政策调控目标范围之内，物价上涨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预计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2%和5.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十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9.6万亿元，增长3.2%，财政支出26万亿元，增长7.9%。

　　总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继续提高。下表列出了2020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结果(见表)。

　　经济增长问题和风险分析

　　(一)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风险

　　2020年，我国经济形势面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速疲软加剧了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部分主要经济体脆弱性持续上升，经济增长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另一方面，国内经济运行周期性、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经济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

　　第一，外部风险。一是全球贸易争端的风险。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对我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我国面临严峻的外需形势。目前中美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磋商，以缓和贸易摩擦。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贸易摩擦是否恶化是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直接外部因素。尽管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可能性较大，但是不能排除2020年中美贸易摩擦形势恶化的可能。除此之外，处于技术、数据、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美欧等发达国家对外资安全审查的力度加强，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加剧。这些既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世界经济不确定风险持续升高，又对我国出口造成影响。二是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影响。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今天，贸易摩擦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将会集中体现。2020年预计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欧元区增速继续下降，新兴市场资本流出压力增加，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将对我国外需形势产生进一步影响。三是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2020年全球经济下行可能会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一定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将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挑战。

　　第二，总需求不足风险。2020年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风险。一是投资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5.3%，低于2019年增速。其中，由于进一步抑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稳定房价、地价的预期，预计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2019年受PPI降幅扩大、生产销售放缓等影响，制造业利润下降，使得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动力不足，预计2020年增长2.1%;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虽然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但是稳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风险的要求，使得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在4.0%左右。二是消费方面，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5.3%。中产阶级收入增速降低，居民消费结构降级，财富效应减弱，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下降，预计2020年消费有一定好转，但很难有显著反弹。三是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大概率不会发生方向性变化，出口增速可能有所改善，但形势依然不乐观。

　　第三，宏观杠杆率仍然较高。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规模大;家庭杠杆率有所上升;企业债务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截至2019年3月份，中国家庭的杠杆率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1.2%，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对一些地区和低收入家庭构成债务风险。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A股仍有141家上市公司(剔除金融行业)的资产负债率超过80%，其中更有36家公司负债率超100%，已资不抵债。房地产市场风险可能在某些区域显现，并可能传导至金融机构。

　　第四，债券违约势头依然不减。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加上中美贸易摩擦，企业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除了公司盈利下滑、债务结构不合理、过度依赖外部融资、股权质押风险等因素导致信用债违约外，公司治理(控股权之争、大股东掏空、管理层激进、对外违规担保等)引起的信用违约愈加频发，更是有财务造假等造成违约的事件曝出，影响了投资者信心。2019年以来，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风险仍然较为突出，违约债券数量和总金额均创下近5年新高。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1日，2019年以来已有156只债券出现违约，涉及金额已超过千亿元人民币，其中有50只发行主体为上市公司，民企债券的违约占比依然居高不下。相较于2018年，短融、超短融的违约占比明显下降，中票违约占比上升;AA+及以上主体评级债违约占比进一步上升。

　　第五，互联网金融特别是网络借贷风险仍需关注，非法集资形势仍然复杂。随着金融科技迅猛发展，在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的同时，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对传统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构成挑战。201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1000多家网络借贷平台集中爆雷，尤其是一些风险事件的爆发，对行业声誉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危及社会和金融稳定，规范此类业务发展成为广泛共识，存量风险有待进一步化解。

　　第六，就业问题。稳就业位于“六稳”之首。2019年，我国“稳就业”成效显著，但由于“稳就业”的重要性，2020年仍需关注这些问题。一是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对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影响还未显现，但仍存潜在的风险。二是服务业存在市场分割情况，仍需关注其在吸纳劳动力的区域协调、体制机制方面的不足问题。三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给就业形势带来风险。

　　(二)抑制我国内需快速增长的主要问题

　　2020年，消费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并日益成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重要力量。然而，我国约消费升级过程也遇到一些阻碍因素，除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所放缓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部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近年来，我国产品质量水平总体在不断提高，但部分产品和服务质量仍然偏低，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和跨国企业，商品国际竞争力不强，尤其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消费者青睐国外产品和品牌的现象加剧，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国内“海淘”用户已经超过7000万，并呈现上升趋势。

　　二是居民收入总体不高且不均衡。居民消费水平与可支配收入密切相关，但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总体不高且不均衡。一方面，尽管我国人均GDP在逐年攀升，但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不高，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为60%左右，低于发达经济体70%。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不均衡问题突出，据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前20%高收入居民组收入为后20%低收入居民组收入的10.97倍。

　　三是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仍须提高。居民消费预期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密切相关。近几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取得较大进步，但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弱项、低质现状仍未得到改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仍面临严重压力。

　　四是部分法律法规滞后于实践。当前，消费创新日趋多元化、多样化、多维化，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部分消费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滞后于实践的发展，不适应消费创新的需要，甚至对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负面影响。

　　相关政策建议

　　(一)与积极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协同，改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

　　货币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依赖其结构性工具，如定向再贷款和再贴现以及基于宏观审慎评估基础上的差异性准备金率、差别化存贷比、差别化监管费等。这些结构性工具基本上可归为差别性数量配置和差异性利率成本两类。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需要加快完善货币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工具组合及市场建设，并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和协同性就业政策，共建金融服务平台或产业基金等，引导优化金融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对不同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政策鼓励其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金融和就业支持，激励金融机构参与政府融资担保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产业基金，定向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加大对三大攻坚战的金融配置。

　　(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增长趋势

　　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更多是由于贸易摩擦导致的经济缺少增长点，造成企业缺乏投资意愿，并非企业融资成本太高。因此相比较降低融资成本、扩大信贷规模的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发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方面，我国政府部门负债规模和负债率并不算高，和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经过多年持续治理也基本得到控制。目前的财政状况还存在一定的提升债务率的空间;另一方面，债务问题可以靠经济增长来解决，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稳定了经济增长，那么一定程度上的财政债务增加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形势，建议在2020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增加赤字规模，可以考虑将赤字率提高到3%以上，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政府部门负债率，增加一般债、专项债的发行规模，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资金。

　　(三)提升差异化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围绕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用

　　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统筹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各项政策。逐渐加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的力度，有序提升金融领域对内和对外开放，鼓励内资、外资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和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活力。发挥对内、对外开放的“鲶鱼效应”，倒逼经济效率和经济活力的提升。

　　以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有序推进知识产权保护、转让技术、市场开放、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

　　坚持“一行一策，分类监管”的总体思路，通过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增强中小银行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引导中小银行回归基层、服务实体。继续打好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控制重点领域信用风险，稳妥化解影子银行风险，有序处置各类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加强预期管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

　　(四)科学把握消费领域的深刻变革，加快消费环境建设

　　首先，增强和拓展中高端收入群体的消费品供给。一方面，加快推动产品质量提升、增强产品供给能力，开展产品高端品质认证和自主品牌建设，进一步扩大中高端消费市场规模;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发展，加快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深化市场采购贸易试点，通过增加中高端消费品进口来丰富国内市场供给、激发市场竞争。

　　其次，引导和培育新兴消费产业。结合绿色化、智能化、健康化等消费潮流，加速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融合、不同消费领域融合，深入推动消费产品及服务的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打造多样化消费共同发展的良好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