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果我们把“低生育陷阱”理解为实际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内在萎缩现象，那么中国已经掉入这个陷阱快三十年了。为什么说是“陷阱”呢?这是因为从一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我国就认为降低生育率有助于缓解人口总量增长的压力，所以把低生育率看作是一件大好事，没有充分认识到“过犹不及”——长期的低生育蕴含着巨大的人口-社会风险。但生育是人口发展的源头，其水平高低决定着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以下，一方面必然会迎来人口的负增长，导致人口规模的萎缩;另一方面会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老化。等觉悟过来才知道生育率越低越好其实是一个积聚了很多问题、进去容易出来困难的人口“陷阱”。

　　且将来路看前程，可以说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一个缩影。1970年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构成改革开放以后人口转变的坚实基础。经过1970年代人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证明了大多数城乡家庭已经对当时富有弹性的“晚稀少”和“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的政策生育空间比较接受。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开启了“人口革命”，我国进入了生育转变的快车道。这样经过1980年代大规模的计划生育运动，加上改革开放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育儿方式(从粗放到精致)，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理想子女数下降到平均不到两个孩子，独生子女偏好次第出现，意愿性总和生育率大概稳定在1.6-1.8。

　　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生育率受到约束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婚姻家庭在社会快速转型中越来越脆弱，近年来我国结婚率下降、晚婚率和离婚率提高趋势明显，导致婚内生育率低迷不振。从民政部公布数据来看，2014-2018年中国结婚率已连降5年，2018年结婚率创历史新低，跌至7.2%;30岁以后结婚的人越来越多，根据人民日报微博调查，晚结婚的主因中“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和“没有能力承担家庭责任”二者比例最高。我国的离婚率由2012年的2.29‰上升为2016年的3.02‰，高离婚率趋势依然得到了保持，如2017年是3.2‰。其中，离婚率上升最快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

　　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发展阶段。调查发现，想生二孩的理由中包括了减轻独生子女养老压力、减少成为失独家庭的风险、手足之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以及喜欢孩子的比例较高，但这些理想在高抚养成本现实面前却不堪一击。值得关注的是孩子的养育成本急剧飙升，培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可能需要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之巨。一般家庭不堪承受二孩及以上的生育成本，包括抚养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医疗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健康成本等等，生育决策变得理性起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社会都呈现出对生育不友好、孩子不友好的情形和态势。在诸多的重压下，现在很多年轻家庭自觉只要一个孩子甚至不打算要孩子，从过去政策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到现在政策放宽之后多数家庭仍然坚持只生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特别是目前的生育主力人口已经演进到85后、90后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群体，让他们生两孩的困难在于一方面要承担养父母之老的责任，另一方面要承担养孩子之小的责任。双重责任压在独生子女父母身上，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从数据来看，2010年以后意愿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年平均生育率甚至持续低于1.5。

　　新阶段人口挑战值得关注

　　“五普”数据发现，世纪之交时，我国就已经从“政策性低生育”进入“内生性低生育”发展阶段，进入独生子女成为自觉选择、家庭选择的新阶段。也就是说，中国近20年来观察到的低生育已经不仅仅是人口政策的产物，而恐怕是观念深层变革的结果，即从过去政策限制只能独生到现在家庭自愿选择独生。因此即使人口政策完全放开，这种内生性低生育现象也很难逆转。生育率反弹的特性差不多丧失殆尽，就像弹簧压久了就会失去弹性一样。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不显著恐怕也是因为错过了逆转低生育战略机遇期，70后本来是二孩生育意愿较高的人群，这从二孩生育的高龄产妇较多可以佐证。但是提振生育率的主力人口70后生育人群规模已经很小，错过了二孩生育的战略机遇期。

　　“未富先少”现象是一种早熟的现代人口转变，目前看有弊无利。在中国还不是很富裕很发达的时候，就遭遇了严重少子化的“未备先老”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长远来看，如果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是沉重的养老负担和普遍的照护困难，那么人口少子化和生育独子化则是“釜底抽薪”，带来的是部分家庭遭遇失独、年轻人口短缺(青年赤字)、人口活力衰减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风险。毫无疑问，持续的低生育、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构成了人口挑战的基调和主线，值得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