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在经济理论层面认真总结过去70年中国经济发展做对了什么、走过了哪些弯路，从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和定型，在国际上更加客观真实地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理论。

　　回望新中国70年历程，前30年与后40年既有一脉相承的主线，也有经济发展思路和体制、机制方面巨大的反差。

　　01 前30年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从经济学视角看，新中国前30年有两个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公共卫生和基础教育的投入极为重要，它们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新中国在公共卫生和教育方面做了大量投入，包括改善卫生条件，消灭传染病，推广疫苗接种;推广卫生理念，普及暖水瓶，推广洁净饮用水;逐步推广基本的合作医疗。这些措施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本质量。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1978年间的65.86岁;婴儿死亡率从1949年前的200‰下降到1978年的41‰。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对于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何况这些指标本身就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教育方面，建国初期也做了大量投入，成人文盲率从1949年的80%下降到1978年的19.5%。需要指出的是，与国际标准相比，中国统计文盲率的标准很严格，识字量在几百个以下就算文盲，而在有的国家只要能写名字和阅读新闻标题就不算文盲。这一时期小学入学率也大幅度提高，从1949年的49.2%上升到1978年的94%，而且男孩和女孩的小学入学率基本没有差别。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女孩的基础教育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这一点很多发展中国家至今都没有做到。

　　第二，自主创新完全可行，但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开放学习、引进人才、用好人才。经济发展的理想路径需要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齐头并进，但是前30年特殊的历史背景，导致新中国必须以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为主。在自主创新方面，前30年始终是开放学习的，比如说科技期刊的进口订阅基本没有关闭，国外科技专家会被邀请访华。自主创新的基础是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消化是自主创新的本质，而人才是开放学习和自主创新的主体，引进人才、用好人才是这一时期自主创新的宝贵经验。30年中成功突破的项目，包括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等都靠人才支撑，而这一时期许多人才都是1949年前后从西方归国的，他们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吸引在海外读书的学子归国，周恩来总理专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尤其强调要吸引美国的人才回来。事实证明，这些宝贵的人才在自主创新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重大科技攻关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信任和保护。自主创新离不开人才，因为人才是知识与智慧的重要载体，吸引国际人才就是吸引国际上最先进的知识与理念，而科技人才必须重用和保护，这是新中国前30年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今天我们要自主创新，仍然要牢牢把握这个经验。

　　如果说上述两条是经验，那么，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新中国前30年有三方面值得总结的教训。第一是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主要靠政府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市场的作用被行政力量所全面替代，其后果是低下的经济运行效率和发展质量。当然，在个别时期、个别领域，市场或者说市场机制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整体而言，微观主体没有决策权，大量企业被集体化、国有化，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作用，价格信号指挥不灵，许多企业事实上变成了政府机构的分支或延伸。作为一个自然的后果，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任务极为繁重，国家和地方计委忙于制定工农业生产的各种指标，但经济运行的效率并不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与决策者和百姓的预期相去甚远，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在1949到1978年间是下降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迅速提高。

　　第二个教训是政府各级决策者的激励与经济发展不一致。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许多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目标不是做好本职工作，不是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经济发展指标的政策，而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竭力避免“站错队”、被“扣帽子”。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总结来讲，就是没有把工作中心放到经济发展上。经济发展离不开给予政府决策者恰当、正确的激励和行为，这个教训极为惨重。

　　第三个教训是，重大决策特别是经济决策忽视了基层的信息反馈，决策机制过度集中。尽管在部分时期、部分领域一些具体的经济决策(尤其是部门经济决策)可能是分权的，但是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决策体制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是高度集中、忽视基层反馈的。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在这种机制下，基层决策者不仅不能主动发挥积极性去探索符合本地情况的新知识和新决策，为上层的决策提供正确的信息反馈，相反，下级决策者的激励会导致他们把精力放在“证明上层决策的正确性”上，导致上层的决策失误不断放大走偏，偏离实际，层层加码。1958年以及1966年开始的重大失误的根源正在于此。这也许是新中国前30年最值得反思和铭记的重大教训。

　　02 改革开放40年贡献五大经济学“新知”

　　改革开放40年的主要经验如何在经济学层面总结?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过去40年，我们很多做对了的地方是遵循了一系列经济学基本原则，包括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发挥民营企业积极性。除此之外，我们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总结了五条在当前主流经济学中没有被足够重视的“新知”。

　　第一条宝贵经验是政府决策者的激励极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工作人员的激励从政治运动中保持路线正确转向促进经济发展，一系列激励机制导致今天的政府决策者总体上讲愿意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支持新企业创立。这一条极为重要。坦率而言，许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这方面存在极大的缺憾，从而导致其经济发展缓慢，他们的政府官员专注于在短期内讨好选民，而非立足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维护市场经济发展不是西方所说的维护企业利益，企业仅仅是市场经济的一类主体，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是全方位的，还需要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工，维护市场秩序等等。这一点需要在国际上反复阐明。

　　第二是较快的土地用途转换。西方在经济发展早期是高度重视土地问题的，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贯穿于早期经济学的论著，但是西方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其主流经济理论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重视程度日益衰减。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离不开土地使用权的快速转让。这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中国在土地上仍然面临重大问题，必须持续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积累的许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对外推介。

　　第三是经济发展离不开持续的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定义是居民、企业、政府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包括货币与GDP之比不断提高。中国金融深化的比例从改革开放前不到50%达到了今天的400%，发展极为迅速。快速的金融深化，让中国的储蓄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投资，维系着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发展。金融深化的背后是高度审慎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的培育，这一点中国经济极有心得，值得认真梳理。

　　第四是通过对外开放，带动经济主体的学习，从而促进经济升级。如果一国希望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繁荣，那么简单的扩大贸易、引进资金是远远不够的。世界上大量国家在贸易方面都是开放的，但是真正实现了产业升级的屈指可数。开放的目的不能止步于国际贸易，要通过对外开放进行学习，让企业家、劳动者以及政府决策者不断学习、提升自我。尽管在这方面走过弯路，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学习获得了成功，这也许是当前美国个别学者和政客对中国竞争力不断提高而忧虑的深层次原因。然而回顾历史，美国当年也是在对外学习中不断取得发展的，比如从英国“偷学”纺织机器制造技术的萨缪尔·斯莱特，被美国总统杰克逊誉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

　　第五是必须积极、审慎地进行宏观调控。中国改革开放40年没有出现经济负增长，没有出现过宏观经济所定义的高通胀，更没有出现过金融危机，这在全世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特别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极为罕见，是中国的奇迹。市场经济自身存在基本的不稳定因素，包括潮涌式投资过热、群体性预期悲观、落后产能退出较慢等现象，其背后是理性的微观主体行为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中国的经验是宏观经济决策者必须持续、审慎、积极地推进宏观调控。

　　03 未来30年的愿景与挑战

　　立足70年的不平凡历程，新中国未来的30年特别值得国人期待和展望。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30年内实现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最晚到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49年，人均GDP有望迈入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同时建成最具特色的全球标杆意义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当然，这中间也有许多重要的挑战，必须要深入研究认真应对，在三个方面不断创新和改革。

　　第一个值得研究的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动力问题。其中重点之一是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在这方面，深圳走在了全国前列，不仅成为全中国技术创新最活跃、产业升级最前卫的地区，在相关体制机制方面也树立了标杆，比如说，深圳市政府设置了各种辅助机制帮助创新基金更好地运行，这一做法非常值得总结和推广。

　　除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中国经济发展中特别重要、目前必须重视的增长动力，就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目前中国大约有4亿人口已经迈入中等收入人群行列，我们分析，经过未来15年，也就是三个5年计划的努力，到2035年左右，中国经济有可能让8亿人口迈入中等收入人群，超过那个时候的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人口之和。只有不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才能真正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和谐可持续地发展。

　　第二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定型。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摆在中国经济体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将成功的经验固化、如何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通过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加以解决，通过这一过程，形成相对定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方面至少有三个话题特别值得探索。

　　其一是国有经济以什么形式来实现。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推进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是这一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绝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形态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政府牢牢控制的传统国企。在这方面，深圳进行了先行探索。目前，深圳市的GDP超过了2万亿元，而国有资产则突破了3万亿元，深圳国有资产的主要实现形式并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各种各样的国有基金。这些国有基金怎样管理好?怎样发挥私人资本所达不到的社会效应?这是需要深圳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进一步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

　　其二是如何处理好国家在土地等关键要素方面的作用。过去那种靠出卖土地获得财政收入来支撑地方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但是，如果土地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土地的使用效率如何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从何处来?政府如何能够高效地运转?这都是重要的话题。在这方面，深圳以及雄安新区等必须担当探索的重任。

　　其三是政府如何担当一些重大的社会责任，比如退休、养老、医疗、基础教育等很多领域，当前有过分市场化的倾向，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外补习以及医疗领域过分依赖市场化的以药补医的方式都不可取。

　　未来30年，中国第三个值得探索的领域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发挥领导力。美国已经明显展现出担当全球经济领导者的疲惫之态，这就是当今世界百年巨变的根源，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在全球发挥应有的领导力?如何避免美国等西方国家过去在全球事务中所犯的错误?如何提升自己的全球领导能力和话语权?如何通过人才培养，讲好中国理论、中国故事?中国的年轻一代必须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国际事务能力，这方面尤其值得期待和探索。

　　总体而言，当前我们须“温故而知新”，只有深入回顾总结过去70年的经验和教训，着力未来30年发展问题的研究与探索，才能更好地面对挑战，更自信、更坚定地办好中国的事、担当起大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