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重量级农村问题专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等，在出席近日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2011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时，就三农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问题发表见解。专家们表示，能否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顺利解决涉农的几大问题，事关我国发展大局，事关以人为本的理念能否切实体现、事关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时间很紧，任务很重，继续深化改革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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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文：农业农村形势很好矛盾困难问题很多
林毅夫：开辟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陈晓华：亟需尽快打破农产品流通瓶颈
韩俊：市民权利不能用土地权利交换
陈锡文：农业农村形势很好矛盾困难问题很多
深化农村改革的两大问题：一是农村的土地制度，二是农业的经营组织。
即便是今年上半年这样水害灾害频繁，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仍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总体来看，夏粮已经获得了丰收，全年只要秋粮不出问题，今年继续保持粮食生产的好收成是有把握的。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非常令人瞩目，中国的粮食生产连续七年获得了丰收，农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长。总体来看农业农村形势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尽管农业农村形势很好，但是面临的矛盾、困难和问题也非常多。
突出存在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和保障问题。尽管这几年粮食产量快速增长，但是我们进口的粮食等其他主要农产品数量也在快速增长。去年大豆进口就达到了5480万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进口的粮食差不多相当于国产粮食的10%，也就等于突破了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的线。除了进口大豆还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植物油和棉花。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口一点出口一点没有什么不得了，但是中国人口数量太大，消费的农产品数量太大，我们要考虑全球对我们有没有保障和供给能力。
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不断增长，所以对于农业生产资源、农业投入的保障，对于农产品供给的各种刺激政策仍然不能放松，对于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仍然不能轻言过关。
第二，当前农村的改革正在深化，引起的争议很多，现有的法律和政策已不足以解决新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农村的土地制度，二是农业的经营组织。解决这两个问题要处理好两方面关系，一是怎么和现有的法律法规相衔接。二是改革探索创新有没有不能突破的底线。
土地制度改革有三个问题不能忽视。第一个制度是土地的用途管制。为了提高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还要不要土地用途管制？我想必须按照规划确定每一块土地的用途，这个制度全世界的现代国家都是始终坚持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在现代农村的建设上，怎么对待村社组织结构。在有些基层干部那里就是把土地看作单纯的生产要素，没有考虑到在中国在亚洲这样传统国家中土地除了作为生产要素之外还是社会组织的载体，脱离了这点考虑在中国很难走得通。第三就是中国农村实行集体经济制度，农村的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的，有些方案的把土地看成是完全农户私有。推进整个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过程中，确实应该积极探索和创新，但是也应该考虑一般性的规律，比如说用途管制。类似国家和地区的规律比如村社结构，还有中国特殊的集体经济，这些东西能不能碰，碰到什么程度，我想推进改革的时候都需要有所考虑。
对于农业的经营组织。改革以来，一直到现在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体制，这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现在有人认为家庭经营已经没有活力，因此要改变。这当中争议最大的是公司化。对于公司制农业，我感觉可以进行工厂化生产的农业实行公司制大概还有前途，比如说规模化的养殖、设施农业等等。但是大田生产，没有看到什么太成功的公司制农业的办法。我们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就是一定要让农民种自己的地，打自己的粮。不是简单通过一定制度就可以对农业进行很全面、很严格的监督管理。正是因为，从这个角度去讲家庭经营我觉得永远不会没有生命力。
林毅夫：开辟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1.5万美元，要想缩小城乡差距的话，就必须保证农民每个月的工资达到2500美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总是在问题当中前进。在前进当中出现新的问题，再解决问题，再前进。从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或者是从建党九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我相信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一定可以克服各种新的和旧的问题，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实现每年8%左右的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如果这样的话，对农业发展会有不少意义。我在这里谈两点。第一，对农产品的需求，包括量的需求和质的需求都会增加。量的需求会增加是因为收入增长，即使口粮减少，肉食品、副食品的需求也要增加，所以对农产品的总体需求是要继续增加的。不仅是收入增长源头还在增加，现在13亿人口，到2030年至少是14亿，也可能达到15亿，量的需求会增加，更重要的质的需求会增加。这个质包括品种、安全和质量等等。
在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要素非常重要，但是土地即使能够最大努力，顶多也就是保持18亿亩。同时，劳动力的投入必然会减少，目前我们在第一产业上的就业占整个劳动力总数的38%，我估计到2030年作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在第一产业上面的劳动力投入顶多在15%左右。在需求的量和质增加的状况之下，土地投入不能增加，可能减少，而劳动力的投入是必然减少，怎么克服这个矛盾，我想是今后的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扩大，现在城市的人均收入和农村的可支配收入相比已经达到了3.1：1，这在全世界是非常高的。除了人均收入之外，还有医疗教育卫生社保等等。从收入来讲，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1.5万美元，要想缩小城乡差距的话，就必须保证农民每个月的工资达到2500美元，这才能保证收入差距不扩大。怎么达到这样一个政策目标？我想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政府的财政税收增加非常多，可以用来支持农村农业农民的投入资源会大量增加，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完全依靠保护和补贴很难。怎么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在保证基本的粮食，包括水稻和小麦的自给自足的前提之下，怎样提高农民收入，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农村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中率先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支撑了中国过去这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迎接未来二十年中国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的机遇对农村来讲，我相信也会在过去所讲的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之下，为中国进一步腾飞作出贡献。
陈晓华：亟需尽快打破农产品流通瓶颈
现在流通的成本要占到总成本的70%左右，产地的价格和超市的价格相差数倍。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复杂的内外经济环境的挑战，农业和农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讲，有一点很值得关注和重视，就是今年上半年一些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较大，原因就是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
中央最近明确提出推动农业的发展要建立三大体系。第一，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第二，要建立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建立农产品的市场体系。第三项任务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破题。这个问题恰恰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几方面入手：
一、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的物流业
“十二五”规划纲要，把发展农产品的物流业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又专门研究了物流业的发展问题。在大流通格局下，没有物流系统的支撑，发展是很困难的，要导致大量的损耗。现在流通环节非常多，现在流通的成本要占到总成本的70%左右，产地的价格和超市的价格相差数倍，每个环节都必须分享它的利益。我国农产品面临着局部地方生产、全国性消费、季节性消费、全年性消费的特点，这些问题不解决，很难保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
第二，加快农产品冷链设施的建设。现在的鲜活农产品易腐烂、难储存。在区域化布局深入发展，专业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销售半径不断拉长的状况下，需要把农产品物流业的重点放在加快冷链系统的建设上，以降低损耗，提升品质，特别是对农产品的供应档期进行调节。
第三，努力降低流通的成本。“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积极发展农产品的流通服务，加快建设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一方面要创新物流的方式，发展农产品的现代物流业，扩大订单农业，农超对接、农企对接、农校对接等一些新型的农产品的流通方式，另一方面也要优化政策环境，长期实行绿色通道的政策，包括对批发市场的税收的优惠和减免政策。
二、大力培养和培育新型的市场主体
在家庭经营基本制度下，要通过发展农民的联合和合作来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高组织化的程度。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很快，但是这些市场主体规模小，实力弱，特别是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比较低，下一步要把培育新型的市场主体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社，要通过培训、扶持等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同时要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扶持壮大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建设营销网络。
三、大力提升农业的公共服务能力
政府支持农产品的营销促销，符合WTO的规则，在这方面政府的空间和余地还是很大的。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推动这件事情需要从几方面入手。
第一，要促进产销的对接，特别是在发生买难卖难的情况下，更要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
第二，加强预警服务，关键是掌握农产品的生产状况和价格变化状况。现在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各个方面掌握得比较全面，主要问题在生产信息上。生产了多少，何时上市没有完全解决。在价格信息上，消费价格信息清楚，产地的价格信息不清楚，老百姓卖给经销商卖了多少钱不清楚，这些都需要建立系统的信息收集网络来解决好市场预警的问题。
第三，要推进品牌的建设，特别是要注重区域性公共品牌的建设。
第四，努力保持农产品的价格的合理水平。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取向应该是保持农产品的价格的合理水平，生产者要过得去，消费者也要过得去。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基本稳定。防止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
总之，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是在产销高度分散、经营主体小的一种状况下起步的，时间比较短，投入也比较少，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也不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很好研究的问题。
韩俊：市民权利不能用土地权利交换
四个融入：农民工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工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
农民怎么变为市民是中国社会转型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去年我们对重庆等六个城市做了细致调研，同时在全国20个城市对7000多位农民工进行了访谈，收回有效问卷6000多份。
这项调研有很多发现。第一，农民工的流动开始呈现家庭化和长期化；第二，绝大多数农民工到城镇后已不从事农业劳动；第三，农民工变为市民的愿望非常强烈，绝大多数农民工表示，即使不放开户口制度，他们也要在城里留下来；第四，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选择和就业地点高度重合。
农民工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工资待遇偏低。因为这几年租房成本提高，食品价格上涨，各种生活费用都在提高，工资相对于生活费用增长缓慢。
农民工社保制度亟待完善。城市低保没有把农民工纳入进来，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重仍然非常低，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是没有参加主要的社会保险。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度也比较低。
这个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以放弃农村承包的土地、林地、草原和宅基地为代价来换取城市户口。
根据这些调查，我们形成了一些判断：
第一、中国正在经历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全面短缺的转变，招工难由沿海向内地扩散。说明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初步判断到“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会出现农村劳动力由结构性短缺发展到全面短缺，“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成本还要提高。
第二，城乡分割体制下出现的农民工现象会被终结。第一代农民工，可称之为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生的孩子，既没种过地，也没回过老家，很多人很反感被称作新生代农民工。
第三，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大量的贫民窟，是因为中国经济非常有活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没有就业的市民化一定会导致贫民窟化。
第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如果中国实现了农民工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工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的四个融入，我们的社会结构转型就可以顺利实现。
第五，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完善的城镇体系。愿意在大城市定居的人是多数，因为就业机会多，子女受教育条件好。
第六，农民工的市民权利不能以土地权利换。这个问题上一些地方存在着非常模糊的认识，财产权和公共服务权是不能做交易的，否则就是对农民更大的歧视。
第七，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要让户口与福利脱钩。市民权的获得不能跟土地权利的放弃挂钩。今后公共服务权利、子女受教育权利、社保权利的获得不能跟户口挂钩，新出台的政策也不能老跟户口挂钩，最终户口要跟福利脱钩了，我们的改革就到位了。
我觉得要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失衡问题。过去，特殊的城市化的路径，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形成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有效的闭合，在城市内部又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新的城市二元结构。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存在着群体的鸿沟，在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社会结构深刻转变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不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不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群体鸿沟，尤其是对外来人的制度性的歧视，很有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