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源泉：一个是资本投入，一个是劳动力投入，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就是基于创新和技术进步而生产的效率的提高，即全要素生产率。依靠物质资本投资，包括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模式，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投资报酬递减效应、甚至负效应。如目前诸多产业产能超常规过剩，就是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性的一种表现。但是，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没有天花板，人的知识积累越丰富、技能水平越高，产出的效率就越高。这种基于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可持续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把创新放到突出重要位置，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近年来，促进创新发展相关政策落实的步伐加快，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持续提升，2017年上升至2.12%，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与丰富的智力型人力资源结合，使我国创新能力与创新水平较快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6年提高到56.2%，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杂交水稻、对地观测卫星、北斗导航、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等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取得突破，部分技术和产业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2016年企业在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占比超过77.5%，涌现出腾讯、科大讯飞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根据美国创投研究机构公布的全球“独角兽公司”名单，截至2018年2月全球独角兽俱乐部共有230家企业，其中113家位于美国，中国以62家紧跟其后。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

　　《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说：历史上的经济转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新的通信技术、新的能源技术和新的交通技术三者融合的结果。它们的融合将构建出新的技术平台或技术基础设施。里夫金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达到顶端，支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所能带来的生产力已经达到极限，现行各类改革已经很难克服经济增长的停滞。需要采用新的通信、能源和交通网络组成的新的工业基础设施，使基于数字化的新技术、新经济在这个基础和平台上健康发展。

　　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新能源是这一轮产业革命的普适性、标志性技术;3D打印、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智能产品是标志性装备;电动汽车是新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核心产品，是继智能手机之后功能极为强大的移动智能平台，是对接新一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的主要载体，是拉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是实现绿色经济、绿色生活、未来出行的主要途径。新能源、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智能交通是支撑新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

　　新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信息、万物互联，而万物的连接和信息发布、传递、收集、处理的成本几乎为零，这就带来固定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幅下降，将极大地提高全社会生产力。

　　我国经济转型恰恰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交集，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非常可喜的是经数十年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完全具备赢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条件。如在数据为王的时代，我国不仅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层次市场，而且有全球规模最大、上网人数最多的互联网，有全球最丰富的数据资源;新工业革命所涉及电子信息、互联网、新能源、电动汽车、3D打印等核心技术和产品已有较好的基础，有些已进入世界前沿;智力型人力资源数量充裕、“科技人口红利”开始显现;创新创业深入人心，科技型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技术来源正从引进为主转向在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自立;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新型商业模式不断突破;在互联网、信息化、智能化等核心产业已经成长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我们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工业化国家。影响是双向的，把握不好将再次被淘汰;把握得好完全有可能实现一次历史性超越，彻底改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地位。当前，转变增长方式和产业升级就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会，看准新工业革命的方向，朝着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理论政策上的创新和突破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奠定了基础，为释放改革红利，赢得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创新与产业升级》一书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和途径，对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思路和政策进行了讨论。问题大都是在调研中提出的，对问题的讨论也力求务实和具有针对性。其目的是希望引起读者，特别是政府人员和企业家的思考，或能从中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