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大方向来看，真正的差别化土地利用与其他市场中的差异化经营有共同本质，即资源的使用者会利用自身掌握的各种资源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资源利用方式。
8月31日，国土资源部召开部长办公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推进土地利用计划差别化管理的意见》。
据报道，意见围绕建立健全计划指标体系、加强计划总量结构和布局调控、改进计划编制下达方法、推进计划分类精细化管理、严格监管考核等方面进一步提出了差别化管理的措施，希望最终实现在土地利用计划管理中重点按照各地区土地资源供应的现状、规划执行、固定资产投资、补充耕地等因素，综合测算、科学分解下达计划指标，提高计划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发挥计划的调控和引导作用。
差别化管理是这几年来国土管理领域的一个热门词汇，国土资源部多次强调在土地管理中探索、实行和深化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但在部这一级层面出台统一的政策意见尚属首次。政策的效果如何，会在实施几年后做一次政策评估。但根据近几年来部门和地方的实践情况，并从理论层面来探讨，其逻辑与真正效果是值得商榷的。
差别化管理的基本逻辑大致如下：
各地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不同，需要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并实施采取有差别的利用和管理政策，引导土地资源实现更合理的利用。具体到土地利用计划的差别化，国土资源部规划司的负责人谈过具体的设想，针对东中西部的差别，有不同的差别政策：对东部发达地区，从严控制新增用地指标，逐步加大增减挂钩和围填海用地指标规模；对中部和东北地区，合理安排新增用地指标，适当加大增减挂钩指标，推进采矿和用地管理方式改革；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加大新增用地指标安排倾斜力度，鼓励使用未利用土地指标。似乎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全面实施了。
只是，如同所有的从上至下的计划管理模式一样，土地利用计划的差别化管理需解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能够获得各地完整而真实的数据来作为分析判断的基础；二是有无一套理论上客观、科学的分析评判体系；三是能否针对评判的结果做出科学合理的管理政策；四是制定出的政策能否如臂使指一样被及时、不打折扣地实施。只有这四个问题都能给出正面的答案之时，才能说这一套计划体系就其政策目标与效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只是，不论数据的真实性、评判的科学性还是政策合理性，乃至实施的不打折扣，现实中给出的答案似乎都是反面的，但管理层却似不言自明地认为自己能做到这四点，这不能不说有些估计过高。
土地利用计划本质上和过去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计划制定者自认为是万能的，体系运行也不存在交易成本。只是这一套逻辑已经在上世纪的各国实践中证明无法行得通。现在谈土地利用计划，似乎要证明政策的制定不是没有根据，而是具体针对各地差异，在分析的基础上做出，要赋予计划一种科学的色彩。
按照哈耶克的理论，从上至下地搞计划是基于一种“建构理性”，认为人（至少计划者）是全知全能的，能洞悉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为通过理性可对人类事物进行全能的设计和计划。只是再“理性”的计划，都无法适应个体不同的消费偏好，无法创造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在社会福利的效用增益方面更是乏善可陈。最后，计划者不仅无法带来资源的合理利用，反而会形成错配，乃至形成粗陋的管理和单调的产品，要求社会和个体来适应。这是为什么所有的计划经济都是短缺经济的原因，也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人民普遍只有黑灰蓝的衣服可穿的原因。
反观这几年土地利用的计划管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左手是大量土地批而未用，右手是普遍的土地未批先用的情形；一方面说人多地少，资源紧张，另一方面大量土地闲置。更典型的是每年土地计划指标的分配，要科学分析各地的需求，无法做到，只好演变成各地编制带水分的项目和用地需求，上面根据历史的分配情况和上报的数据，削掉一定比例后再下发。现实中就变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也出现了各种拉关系的举动，各地领导进京拜访国土资源部成了一个标准动作。
土地资源应如何合理配置以提高效率，同样也有计划和市场两类思路。计划的理论缺陷与现实弊端已无需赘言，还可以通过对国外的配置方式来对比。很多发达国家没有土地管理部门，有也大多是做资源保护用途的，更没有指标的计划体系；土地资源通过用途管制、社区规划、市场配置来使用，却找不到土地违法的种种问题，更难见资源浪费闲置的现象。
从党的“十四大”开始，我国就不断强调要对生产要素实行市场化配置，从改革大方向来看，真正的差别化土地利用与其他市场中的差异化经营有共同本质，即资源的使用者会利用自身掌握的各种资源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资源利用方式。或者说，市场价格就是最大的差异化表现，它综合体现了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上的差异。但是当前由于政府管理体制、产权与税收制度等各种相关改革还没有进展到这一步，更由于主管部门政策路径选择的偏向，不仅当前无法实现在管理和产权制度大框架一致且稳定的基础上发挥基于用地者个体差别化而利用土地的模式，更让人担忧的是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