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省将试行电价改革的消息在平静的电力改革深水中投入一石。电价改革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要素市场价改题中之义，而在“西电东送”的核心省份贵州试行电价改革，其意义似乎远不止于探路。

　　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贵州电价改革的模式很可能是阶梯电价试点，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的说法，“因为体制障碍导致贵州经济的资源优势没有发挥出来，故电力价格改革将率先在贵州举行。”

　　杜鹰的表述值得深思。世纪之交，贵州被部署为“西电东送”南部通道重镇，贵州的乌江，以及黔、桂、滇三省交界的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的水电资源，会同省内坑口火电厂的电能南送，与广东等省互惠，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矛盾凸显：一是贵州本省的发展拉高了用能需求，东南送电由“互利互惠”变为“非此即彼”；二是利益分配机制失衡，“购电方得大头、电力企业得中头、贵州省财政得小头”的格局迫切需要“留利地方”的机制创新。在此背景下，新的价改思路似乎鼓励节能减排，提高地方电价收入，旨在纾解矛盾，但仔细分析，这种思路离解决问题相距甚远。

　　首先，阶梯电价的适用范围是仅占全国用电量的11%城乡居民，这部分用户与工商业用户相比是小头，通过增加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成本鼓励节能，这是好事，但赋予阶梯电价扫除体制障碍，发挥贵州经济资源优势的大任恐怕很难。另一种理想愿景是阶梯电价将在当地树立节能观念，引导产业升级转型。但与东南各省相比，贵州在一定阶段内的比较优势仍然是资源。节能与经济发展互相掣肘的现实不改，观念的转变亦无法落到实处。

　　其实，随着近年中西部经济发展，西电东送的大多数省份都面临贵州的问题，“贵州之困”一定程度上也是“山西之困”，甚至我国整体电力布局之困。困局的外因是我国能源东中西部分布不均匀，内因是电源通道和电力市场设计仍存在改进之处。“西电东送”正是因为卡准了这两个要害，所以十余年来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天“西电东送”的矛盾不仅瑕不掩瑜，而且恰说明了工程的成功，因为西部发展了，所以有了更高的用能需求，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呼唤更高的移民标准和转移支付标准。但这同时也说明，“西电东送”并非绝对真理，而是一次尊重客观规律，审时度势的战略部署。其实，除了打通中西能源物理通道，“西电东送”更大的功绩在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时各省网互为独立的体制藩篱，并且探索了按市场经济规律办电的道路，这也是当时江泽民同志和朱镕基同志在推进“西电东送”过程中所反复强调的。

　　和当年江泽民同志急令解决二滩电力送出问题而拉开“西电东送”序幕一样，今天，“西电”又站在矛盾的十字路口，而电力世界也换了人间。特高压、脱硫、脱硝技术迅猛发展，内陆核电在世界各国成功运行，分布式电源掀起了用能革命，今天，我们的选择更多了。化解“贵州困局”，可以延续“大能源、大通道”的思路；可向欧美学习，在中东部大力上马分布式能源，布局内陆核电站；甚至，随着先进环保技术的掌握，可以抛开东部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不能上火电项目的观念，在东部建设火电机组，当然，前提是不增加环保压力，这也要求政府在环保、安全等方面严格把关，负起更大责任。近些年，总有人在讨论，输煤还是输电，西电东送还是东西互送，其间科学、经济原理与各方利益杂糅，但回到本质，有选择本是好事，我们应当抓住时机，完善体制机制，让每一种选择更好地发挥作用。要做到因地制宜，搞活体制机制，原则是坚持走市场经济道路不动摇。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改革是让贵州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必由之路，但从贵州电价改格目前的思路看，在那么多种选择之中，我们恰恰选择了一种避重就轻的路径，仍然是政府定价，行政审批，改革被挂在空档上，各部门还在强调系紧安全带，这是否是与“电价改革”本身的初衷有些许偏差？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获悉，近期国务院有关领导已经对研究通过体制改革理顺煤电关系做出相关批示，显示决策层十分明晰体制改革的要义及其与价格改的关系。我们希望，矛盾的出现能够推动体制上的完善，电力市场能够不断通过真正意义的改革与时俱进，焕发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