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在贵州率先开展全国电力价格改革试点”信息的披露，有关电价改革的话题又热络起来。有人认为，从国家层面继续提出电价改革是一件好事，有利于重提人们关于电价改革的信心，推动电力体制改革工作继续前行。也有人认为，我国提出电价改革已经多年，数次试点，收效甚微，此次试点结果如何，尚需拭目以待。亦有人认为，对此次试点工作不要抱太大希望，尤其在短时间里不要有过分期待，其理由一是目前贵州电力装机严重不足，电源性缺电矛盾突出，电价改革条件不成熟；二是电价改革涉及的是国家整体能源体制问题，如果缺乏顶层设计，改革很难在局部获得成功；三是包括主导改革政策制定者在内目前还没有已成的实行方案，路线待定，措施待明，能否出台一个有效可行的实施方案尚且难论，更难评说其改革能够取得成功。

　　自2002年国务院颁发《电价改革方案》（5号文件）以来，已经过去近10年。客观地说，电力工业在改革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如电源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国装机容量由2002年底的3．57亿千瓦迅速增加到2011底的10．56亿千瓦；我国许多电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许多电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得到了大幅提升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我国的装机容量早已成为世界第一，“电荒”问题却始终没有终止。更有专家预测，由于目前投资火电机组已出现消极情绪，新建火电装机锐减，或许在“十二五”期间更严重的“电荒”现象会大范围来临。

　　面对上述问题，许多人在思考，是电力体制改革不对吗？答案是：不是。电力体制改革已在世界许多国家有令人信服的成功案例。如果我国电力体制不进行改革，到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可能是受害者；甚至由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受到影响，所有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是决策者和改革者不作为吗？亦不是。多年来，我国先后进行了“煤电联动”、“煤电一体化”、“大用户直供电”、“输配电价”等许多有关电价机制问题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不少收获，只是没有解决问题。

　　为什么近10年的实践和探索没有解决问题？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原因。客观上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电力体制改革受制于“稳定”的担忧，导致有关方面在决策上不得不瞻前顾后，行动中小心翼翼。主观上有改革思路的辩识问题，也有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问题。

　　有不少人认为，“只有理顺了电价机制，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体制改革”。也有人认为，“只有解决了体制问题，才能理顺电价机制”。笔者认为，两者都有一定道理，但都存有片面性。如果一味通过“煤电联动”、“煤电一体化”等进行所谓的“理顺电价机制”来求得电价改革的成功，那是难以做到的。目前所谓的“煤电联动”，是解决当前“煤”“电”矛盾、维持发电企业生产运行的一种救助性做法，是一种典型的政府行为，与电价改革的市场取向是不相符的。而且，“煤”“电”也不可能无休止地“联动”。“煤电一体化”，只能将“煤”“电”矛盾隐性化，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管是发电企业办煤矿，还是煤矿企业办电厂，当市场煤与电煤价格悬殊时，其主观上都会倾向于将煤炭销售到收益好的地方，发电企业办的煤矿同样如此，因为这个时候卖煤比发电效益更好。现实中有不少企业即是如此。至于“大用户直供电”，本来它是非常符合电价改革市场取向的，理应有效推进并应像许多国家那样取得好的效果，但是在我国“试点”多年，鲜有成效，主要是受到人为因素影响，亦即受到固有体制的制约。“输配电价”问题同样如此，人为因素干扰大于其它因素影响，谁都知道建立独立的“输配电价”很重要，国外也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但是折腾了数年，就是“独立”不起来，至使电价改革举步维艰。

　　所以，电价改革应与电力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方能奏效。只有真正打破垄断，坚决改变电力调度、输电、配电、售电一家独揽、一言独大、挟“安全”以博利益、挟“稳定”以阻改革状况，努力研究开放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的市场选择权，切实引入竞争机制，而不是在一些应景式应急式问题上过分着力，徘徊不前，对核心问题“视而不见”，通过市场供需变化确定电力价格的机制才有可能建立，电价改革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贵州的电价改革试点不能忽视这一点。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