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应该是一个集合概念，不能光讲减税，减税和税外负担要一起往下减——比如说行政性收费、五险一金等这些负担。

　　显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过去已经做了若干年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强力度。从特征上看，2018年我国实际完成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今年的目标是“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可以说，减税降费的年度目标有了大幅加码。

　　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量化加力。中央要求加力还要增效，即减税降费要有更好的效果。

　　如何让减税降费有更好的效果?我认为，有必要对减税降费的改革工作措施做绩效评价，按照减税降费的大方向，对落实的实际情况进行量化考评。要配上更多的配套改革、机制创新，实行绩效全面管理——做好事前事中事后考核，把加力的效果放大。结合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提效要求，可以理解为必须把绩效考评往前推进一大步。目前看方向已定，未来要做的是把这件事由粗到细可持续地做好。

　　房地产税“稳步推进”显得实操些

　　继去年后，“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再度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从“稳妥推进”变成了“稳步推进”，改了一个“字”，稍微有点语意差别，“稳步”显得更对接一些操作层面。但需要指出的是房地税立法方向没有变，从政府工作报告也可以看出是“不要着急”，但房地产税何时落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及。

　　房地产税可以遏制肆无忌惮的炒作，也会在供需互动中“内生地”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减少已经形成的住房空置率。试想，目前空置的这些住房，假如没有持有环节的成本，房主可以不闻不问，继续空置;但如果有了这个税，哪怕不急于出手卖掉房子，房主也会考虑把空置房投到租房市场去对冲税收形成的经济压力，增加社会有效房源供给潜力，为市场供需情况好转做出贡献。

　　房地产税也是优化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减少全社会税收痛苦程度的势在必行的改革。在整个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中，直接税的比重上升了，间接税所占比重就可以下调。

　　“三句话”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面对美国作为老大一定会打压老二的这个贸易摩擦升级，我觉得有三句话是可以说的：

　　第一，要变坏事为好事。贸易摩擦升级肯定不是好事，是坏事。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呢，却已经在“辩证法”的概念上，实在让我们感受到了，暴露一些矛盾以后，反而使我们大家把过去一些觉得难以形成共识、推不动的事情，现在一下子推动了，而且形势比人强。中美之间，产业链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已经完全不同于冷战时代。2018年大家都还觉得剑拔弩张之时，企业家里的“男神”马斯克突然启动，跑到上海签了建设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的大合同，现在正抓紧建设，我看这次两会上说，今年年内就可以进入实际生产过程，它一些生产线就开始能运转了，这就是超常规发展啊。人家盯着这个机会呢，大家感觉的坏事，一下子可能变成一个双方都能够认可共赢前景的好事。老百姓受益也是实实在在的，致癌药物关税降低，而且克强总理说要盯着落实在价位上来降低，那有癌症病人的多少家庭来说，这就是好事，就是坏事变成了福音。要充分运用开放倒逼改革变坏事为好事的机制。

　　第二句话就是变压力为动力。我们不否认确实有压力，但这个压力是可以变成动力的。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会更加坚定不移，因为既然别无选择，那么凝聚共识，做好该做的事情，就是以排除法抓住下面更清晰的这个作为空间了。

　　这个过程中如果处理得好，会有第三句话：变被动为主动，一定是内含于它推进的过程。因为中国、辽宁，以及不论东部、中部、西部，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有非常可观的空间。在这个未来发展空间进一步打开的过程中间，是一个走上坡路的态势：工业革命以后我们落伍了，现在“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是继续表现我们后劲的这个历史过程。未来这几十年里，变被动为主动，从中美关系全局来说，我们认为就是在争取斗而不破、中国继续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最后逼着美国不得不和平接受中国跟它的差距越缩越小，这是我们应全力争取的。

　　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整个全球化的演变中，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超常规发展中，现在中央认为要正视百年未有之变局。我直接的感受，是“不确定性”，在2018年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代表，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了。这种不确定性，其实已经带来了在整个经济运行中市场层面预期的下调，还有从经济层面实际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社会、甚至政治层面的各种因素的互动。

　　谈到不确定性，就意味着去做预测有极大的困难。很难很清晰地在预测概念上描绘，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的具体样式、程度、领域、特征。这些风险是在不确定之下有待我们再进一步密切跟踪，去注意和解决怎么防范的问题。但是在指导思想上来说，就是要有底线思维防患未然，甚至要有思想准备应对难以预料的惊涛骇浪。

　　我基本的思路，是一定要把国际上的这些变化和中国国内矛盾凸显的交织放在一起，来认识这种百年未有之变局，而我们自己，在基本认识的主线上应该看清楚，不论有多少不确定性，有多少风险因素的积累和以后的演变，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提升的主潮流这个概念上，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把握大势上的“确定性”，继续紧紧地抓住“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条主线，在推进全球化和中国必须进一步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应对全球化、也加上我们新经济的信息化以及我们全面提升现代化中的法治化、民主化等等这些努力之下，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追求中国在和平发展中间以超常规过程来引出的和平崛起，也就是中央在十九大已经明确给出的“新的两步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2049-2050年这个时点上建成现代化强国。

　　简要地说，就是百年未有之变局正在考验我们，但我们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可选择、可做、而且必须做好的应做之事。这样是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于前进中将动力与潜力不断释放而必须选择和必须做好的事情。还是“改革开放”四个大字：坚定不移地在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以开放来和全球各个经济体互动，在和平发展的这个总基调上，以开放倒逼我们的改革，来啃下硬骨头，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那么在全局来看，这是防范风险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种支撑力量。如果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已经开辟的超常规发展大道上，继续以中高速升级版高质量发展这个态势往前走，那么应对惊涛骇浪，我们就有更充分的内在实力，就能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潜力、回旋余地和弹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