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长野郎曾经说过，理解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制度。而如何深刻地把握中国的土地问题，并非易事。

　　笔者看过不少土地方面的论著，这其中让人大呼过瘾的作品并不多见。而蒋亚平的新作《中国当代土地制度变迁笔记》（中国大地出版社2011年版），属于这并不多见的精品之一。

　　这本书是蒋亚平多年对中国土地制度的观察和思考，通过对土地变迁的记录，呈现出中国当下在土地问题上的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梳理和修正。例如，农地制度问题历来被归结为产权问题，可是，而今的主流思想依然将农地产权区分为两种：所有权形态、经营权（或使用权，也或者承包经营权）。这种二分法很容易推导出两权分离的结论。但是，我们知道，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两权分离就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可是，这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2004年以后的几年，由郎咸平引发的全国性的大讨论，充分展现了这一问题）。而蒋亚平在该书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关理论和方案》（1992年7月）一文中提出，农地制度可分解成三种形态：所有权形态、经营权形态、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形态，这一点至关重要。实际上，郎咸平引发的那场讨论，一个反思成果就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严格推论，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并不存在分离的问题，而是分工的问题，这其实就是两权关系问题。蒋亚平的这一洞见，土地学界今后的研究中应当予以足够重视。

　　这本书对今后的土地政策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很多具有预见性的很值得重视的思想。例如，1992年，中国出现一轮“开发区热”，引发决策层的担忧：开发区占用大量耕地；国力面临压力，即基建规模过大问题；一些基层干部的工作作用问题，一哄而上，不顾实际，盲目攀比，追求政绩。但是，蒋亚平分析认为，问题并不那么严重。他的理由是，所谓的开发区热，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规模化和农民城市工业化进程加快的特定反映。在分析开发区热的过程中，蒋亚平特别提到那种用老的计划经济的办法来“宏观调控”越来越市场化的经济，并称其会导致“南辕北辙”，实践证明了这一点。2003年以后的几年，新一轮开发区热，有关方面又“故伎重演”，使用行政命令撤销开发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评论称，这并非宏观调控。

　　这本书跳出了就土地论土地的传统思维，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土地问题，而是将土地问题放在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分析。正因为掌握这样的科学方法论，蒋亚平看问题入木三分。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在给本书写的序言中，特意提出，蒋亚平的《中国农地制度现状及其分析》中指出：“说到底，回答中国农村制度现状中提出的问题，核心是如何看待家庭经营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小农经营’的单位，同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此类问题的最终答案，取决于对工业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工业化进展的快慢，也取决于现有的政治、文化形态向高层演进速度的快慢。”陈锡文称，此论“切中要害，令人耳目一新。到现在仍有参考意义。”我想，今后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度如何、效果如何，与大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制定的政策是否考虑大背景密切相关。譬如蒋亚平强调的经济发展与土地制度的关系问题。他在1990年讨论这一问题并介绍了法国的经验：让一些年老农民领取终生养老金，促其退出土地，实现规模经营。而我国台湾的马英九，最近几年推行的台湾土地改革，采纳的就是这样方式，已经获得众多民众的认可。我想，这对今后我国土地改革也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此外，这本书还论及洪灾对耕地的影响及防救、房地产市场的规范与发育、房地合一等等，对政策制定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