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是制度基础设施。

　　从中国的减贫经验来看，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在贫困中出不来，很重要的原因是穷人被一些制度给困住了，制度把人绑缚住以后，他失去了改变自己和家里人境况的机会。要改变这种普遍贫困的状态，就需要国家提供制度性基础设施，开放权利，解除体制束缚，中国的第一波大面减贫就得益于此。

　　第二类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对于很多处于大山、自然环境恶劣、偏僻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之所以无法从贫困中拔出，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硬的基础设施把他们与外界阻隔了，使他们无法融入到有更多机会的环境，久而久之，他们就被越来越甩开了。改变这些贫者状况的措施就是通过硬基础设施的建设，真金白银地投，把这些贫者与外界的隔离解除，使他们能出来，既获得了机会，也缓解了贫困地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步步地这些贫者和家庭状况得到缓解。这是中国在区域扶贫和精准扶贫阶段做得很正确的事，一些被大山阻隔的人从此改变命运。贵州的变化就非常明显。1988年第一次在遵义附近一个县里做农村改革实验时，从贵阳出发路上要花一天一夜。90年代以后，贵州扶贫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贵阳到遵义一个个隧道打通，实际是把当地的低收入人群与外界之间的屏障打掉了。

　　第三类是信息基础设施。

　　这一轮精准扶贫后，我们依靠举国体制在解决最困难的一波人的减贫上真是动真格了，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这些地区依靠体制力量建起来的产业如何可持续，如何将东西卖出去，如何让进去的企业能在这些地区赚到钱，如何让当地贫者持续地改善他们的状况。在我看来，后精准扶贫时代这场战役要持久地打赢，需要有第三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即信息基础设施。在我们根深蒂固的印象里，乡村是穷的，人是落后的，乡村是没有希望的，穷人只有往外跑才有可能从贫困中摆脱出来。这一轮乡村振兴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是让我们认识到，乡村是有价值的。我们在贵州调研的时候发现，木耳和茶最早都是香港人委托代理商，花很高的价钱进货，也就是说，越是贫困的地区，产品确实独特。另外乡村还有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地方风俗，但目前贫困地区守着这些独特东西过着贫困的日子，原因是这些独特的东西没有产生多少价值，乡村价值处于沉没状态。必须要通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让他们在知识上与外界打通，能分享外界信息，能与外界沟通，能与外界交易。我们现在的精准扶贫热火朝天，但如果真去农村看一看，真正有效果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就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今像快手、淘宝，真正把信息连通，使贫困地区的人分享到外面的知识，接触到机会，这是可持续地解决我们最后一波扶贫问题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是由贫困地区的特点决定的。尽管乡村有这么多独特的东西，乡村与所谓“五环内”的世界还是隔阂太大了。为什么乡村地区这些独特的价值不能实现呢?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主要原因第一是信息不对称，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离，供和需之间信息完全不对称。第二是熟人社会的小范围市场，生意规模非常小，且市场基本由熟人组成，交易半径也很小。第三是信任原因。为什么买你的东西而不买他的东西，这是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这种信任关系。第四个原因是非正式规则。城市社会可能更依赖法律的保障，但农村更多是靠一些非正式的、熟人社会之间的礼仪礼制秩序。

　　这一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到底对乡村有没有价值，能不能带给乡村价值提升，主要看能不能消除上述阻碍。信息基础设施首先能将信息成本降低，比如直接通过直播、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第二，陌生人变熟人，直播、短视频网络平台实际上是把原来在熟人社会里交易的这些东西，拿到平台上，将五湖四海、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人都变成熟人，感觉还是在熟人社会里进行交易。第三是将市场范围大大延伸，通过平台将市场范围扩大。第四，在平台上有对信任进行约束的制度。在我看来，以信息主导的基础设施是打通整个中国乡村熟人社会不信任、市场范围小这么一个传统制度的根本。

　　现在一些短视频、电商、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具有可见性、低知识能力门槛、平等进入、去中心化的特征。尤其对于农民来说，如果产品因为技术上不方便使用，农民就会产生距离感。此外，在低准入门槛的作用下，平台也创造了相对更平等的环境，来自最贫困地区、中等贫困地区，或者小镇的用户，理论上来说拥有平等展示的机会。另外单从短视频平台的角度来讲，有不少贫困地区的农民借助平台售卖产品，在平台上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可以相对应提高他们的收入，实现贫困地区的价值转化。这是目前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主的第三波扶贫真正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在4月16日由快手社会价值研究中心举办的“科技普惠，数字温度”互联网社会价值峰会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补充与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