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湖北天门的范恒山，似乎天生就拥有湖北人的“才子”特质——聪明、勤奋、有灵气。这位多年来一直与本刊联系非常密切的学者型官员，勤于思考，喜爱写作，善于驾驭文字，是投稿《瞭望》中少数几个甚少改稿的作者之一。只是现在，担任重要职务，繁忙的工作让他很难像在国家体改委时那样频频为《瞭望》撰稿了。对此，他甚是遗憾。

　　1988年初，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后，面对着十多个中央机关和军队单位伸出的橄榄枝，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因为他觉得，这样他有机会在一个制高点上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经济体制的运行状况，从而能够把自己的知识见解与改革发展的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就这样，这位农家子弟出身的书生，迈上了立“经国大业”、书“不朽盛事”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用真知灼见去影响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被改革开放的实践所深深影响，由一个擅长逻辑分析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转变为熟练于实证研究和政策设计的“国是派”经济学家。

　　官学两兼的功底造就了他的特殊优势，也成就了他不同于纯粹的官员或学者的特殊贡献。在此后十多年直接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研究和工作中，范恒山提出了大量具有客观性、务实性、前瞻性与创造性的政策见解，几乎在每一个事关国是的重大问题上都有不凡的建树，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智囊人物，也因此同《瞭望》结下了不解之缘。

　　进入国家体改委伊始，范恒山就领命与同事们一起研究制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年、五年、八年一揽子规划，可以说，这是影响中国改革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课题。正是借此机会，他开始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有了全面系统的思考，努力寻找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社会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改革方向。

　　上世纪90年代初，范恒山先后多次接受《瞭望》专访，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并且全面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这源于为许多经济体制改革重大规划、重要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他往往都全程参与，有的还是主要的执笔人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结合工作研究，范恒山还及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进行了跟踪与分析。针对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新体制建设面临的难题，1995年，范恒山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题为《走出认识误区，深化国企改革》的署名文章，提出了“不能把企业理顺产权关系等同于私有化”、“不能把公有资产流动等同于公有资产流失”、“不能把加大改革力度等同于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等重要观点。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入世”之后，他在多次接受《瞭望》采访时表示，行政体制改革难在“政府自己改自己”，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而这要依赖机构的精简、权力的削弱和身份的转换等重要改革。这些观点直指现存政府管理体制的要害，很快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2003年起，范恒山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先后任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地区经济司司长。在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期间，他主持了一系列重大总体改革规划与政策文件、专项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

　　在负责地区经济工作期间，他主持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推动形成了空间尺度适宜、内容务实、可操作性强的区域政策体系，重构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版图。这些基于加快重点地区发展、落实国家重大发展与改革战略、深化区域合作与对外开放而制定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贯彻落实，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从来没有像‘十一五’时期这样精彩纷呈”。这一时期是我国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出台最为密集的时期，而每一个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都倾注了范恒山大量的心血。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给《瞭望》撰文，还是接受本刊采访，范恒山始终强调，中国区域发展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但也一定要加强合作，推进互动，不可各自为政。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更需如此。而他在工作中，也一直贯彻着这一思想。

　　在中国，官学两兼很难，在两个领域都能取得大成绩的更是凤毛鳞角，然而范恒山却成功地兼而得之。本刊记者问及原因，他说出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治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当官为人民、为国家、尽职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