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研讨会上的演讲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演讲的主题是基于会议设定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财税制度改革》之下谈谈自己的认知，我简要地勾画基本的看法。

　　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意义，即在中国的必要性与挑战性

　　1、走向现代国家，我们在力求达到全面小康而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过程中，需要完成社会阶层分布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演变，使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

　　2.今天上午我说到自己的看法，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在概念上，我强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等收入群体的衡量标准是动态变化的。特别是一个经济体里，如何正确地把握和其他非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动态调整变化里最实质性的问题。如果将中等收入群体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其他的经济体相比，我觉得还是有共性的。基本的特征是，这些社会成员应该是有恒产的，就是老百姓关心的有房、车和现金储蓄。今天上午我也特别强调了一句话，这个房拿在手里不能是当房奴的痛苦状态。有了房就按中国的话讲，有恒心、家境殷实、可以过体面的生活，虽不豪富，但生存、温饱层面之上的发展需求跟随社会主流发展的享受需求，都可以得到基本的满足。中等收入阶层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每年和家人做一些出外旅游的安排，包括境外旅游。

　　3、中等收入群体的形式壮大，与经济发展、教育、医疗、社保水平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紧密和内在的联系，是一个社会走向成员稳定的重要构成因素和催化剂。

　　4、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形成和扩大。近年，财富管理、保险等行业的发展，出境旅游的升温等，都与此有关。但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纠结与焦虑，收入提低扩中限高，如处理不好，将加重“矛盾累积、隐患叠加”。

　　二、财税制度改革中应构建提低扩中限高的基础性制度的长效调节机制

　　1、财税改革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基础、形成支柱的配套改革，其三大方面(预算、税制和中央地方体制)具有有机联系，需整体把握。

　　2、提低扩中限高的直接制度建设任务。

　　一是社会保障体系。除了养老还要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在养老第一支柱方面已经存在很多年讨论来讨论去总是不能解决的实际性问题。其实方向已经明朗，就是举步维艰，就是不能解决啃硬骨头的不良状态。

　　二是在税制改革方面，我们要实现现代化，特别是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说全一点，整个间接税和直接税体系合在一起要形成配套改革，突出的是涉及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的，在改革重点和基本事项里列入的消费税的改革、房地产税的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等等，以及未来还要研究开征的遗产和赠予税。

　　三是具体的配套上，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养老体系除了基本养老第一支柱之外，还有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第二支柱，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这样的改革涉及到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人的发展。比较遗憾，说了这几年，实际的进展还相当有限，我们也没有通过公开渠道听到原来在上海本地也应该率先启动的试点有什么基本经验的信息发布。

　　三是在反贫困、救济抚恤和救灾体系机制方面。现在从托底开始，决策层有精准的扶贫要求，以及更有力度、更有效率的应给与救济。精准扶贫是从“十三五”决胜阶段，到2020年要完成全面小康的既定目标倒推回来，中国农村7000万贫困人口必须在未来这几年之内脱贫，否则全面小康只完成10年间人均GDP再翻一番，是不足以体现全面地表述内涵的。精准扶贫就是一个供给侧理性管理典型的案例，绝对不是一个总量问题，它是要在中国把所有7000万人口的致贫因素分析到位以后，各自对症下药，形成一套能够达成时间表要求的解决方案。这里包括异地搬迁扶贫，派专家到每个具体的农村社区，通过土壤的检验、气候的分析、专家方案的建议，打开生产——无论种植或者是养殖方面的门路，解决不是需要异地扶贫搬迁区域的农村社会成员怎么样致富的问题。另外，包括怎么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这是另外的情况。比如说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修路的问题，要想富先修路，以及尽快带他们致富的问题，这都是财政发力的问题。

　　3.以财税改革支持在配套改革中形成社会成员“纵向流动”的现代化制度机制。现在很多人越来越担心纵向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很容易把阶层固化，很多人有这样的感受。从这个角度来说，至少提这几点：

　　一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提出的编篡民法典、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和纠正错案冤案。我们知道，前几年有企业家入狱的案例是被他们称为自己受了天大的冤枉，这些事能不能澄清，如果真的能够澄清是要纠正的。所以，要走向纵向流动的通道。

　　二是通过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地促进机会、规则、过程的公平。有了这样的公平，只会更有效地促进效率。所谓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指的是结果的均平状况，不能走到两极分化收入悬殊，那是需要权衡的再分配调节的目标。

　　三是以教育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现在学校的硬件都有现代化的气息，但是他们的软件不敢恭维。在中国被称为最高学府的北大、清华受到很多批评，我认为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你看看欧美，特别是职业教育有成套教育的欧洲国家，他们到了硕士的层级，中国在这方面要进一步考虑怎么实质性地推进教育改革。

　　四是以科技改革破解“官本位、行政化”改革，这势在必行。我们要解决这方面应有的激励和应有的环境制度建设问题。这个文件下去以后，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要配上实施细则，我们后来看到，比如说社科基金和其他区域管理部门，他们给出了相关的实施细则，但是很遗憾，中央部委涉及到的层面，比如说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的实施细则到现在还是部分的，而不是系统化的，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进一步全覆盖。

　　五是人事制度改革破解“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在这方面中国有传统的糟粕因素，但是我们无可回避，我们别无选择，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这方面也纳入改革。我认为这些都是要涉及到中等收入阶层培育的改革任务。

　　4.相关的改革要啃硬骨头的案例是观察：直接税。房地产税加快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仍千难万难。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符合“千呼万唤未出来”。遗产和赠与税尚不具备官员财产报告和公示制度这一先决性制度条件。

　　这些都带有非常明显的难度，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按照中央的精神，在改革的深水区抓住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把硬骨头啃下来，谢谢大家!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