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企业家的兴起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受益于改革开放，但同时也承担了改革的风险与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家的成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时也遇到一系列包括制度性障碍等的商业环境的影响。这其中特别是制度的创新，还需要破解许多的迷失。“大力加强人才制度建设”也同样写进了国资委人才发展纲要的文件中。
其实一个企业能够搞好，除了大的形势还要有三个条件：产品、人、制度。同样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成长需要科学的制度的激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中国企业家成长所需要的制度创新一定程度上来自实践的先行，改革开放初期经过一个时期“摸着石头过河”，许多企业是自下而上的提出了制度改革的要求。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把当时孕育中国企业家的土壤分为好坏两种，并且认为“其实好与坏都是有道理的”。好是因为规则不是刚性的，可以偷漏税、可以破坏环境，越是不规范越容易产生神话，欧美企业家群体就很难产生这样的奇迹。从中国首富每年都在换就能说明这个现象。不好的方面在于，因为没有规则，很容易给企业带来危机，有点像冒险家，企业家觉得冒险成本低，又可以带来好处，就去冒险。
1983年，步鑫生对海盐衬衫厂这个小国企的改革在碰到难题时，只能来硬的，“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并且只能去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而对他没有制度依托的改革，和他合作的管理层中有的人只能选择退出。
正是在那一年的12月20日，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为冲破旧的管理体制束缚，争取企业经营自主权，联合向福建省委、省政府发出了“松绑”放权的呼吁书。
青岛双星的汪海也在那一年提出企业家制度创新，但并没有很大的进展。他呼吁企业家从培养成长到竞争上岗、到激励制衡，需要有一套制度。他甚至提议搞一个类似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一样的企业家市场。这个朴素的设想其实演化成为了后来普遍的资格认证。
吴晓波在谈到“制度建设”时认为，特别是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国家应该承担什么角色，通过法制是可以分得清楚的。国企管理者无法摆脱的行政化使得企业家疲于应对行政管理的某些桎梏，从而会减弱对市场的专注。国企经营管理者都是上级任命的，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自己的努力，把企业搞好了，这太偶然，也形不成气候。不通过市场配置，可能任命对了也可能任命错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家就是我们最缺少的一种资源，要形成气候必须有一种制度，必须解决行政任命经理的问题。专家指出，中国改革在设计时忽略了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问题，致使改革中不断出现权力对资本的掣肘。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从制度建设看，国企的财会制度比较严格，权力寻租已受到较大制约。
企业家在转型中承担着制度创新实施者的角色，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国家要加强对企业家经济政策支持和引导，制定保障企业家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制度等，这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家成长的核心所在。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政府对其职能的重新定位，要逐步转向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尤其是现代市场所需要的产权保护、维护公平竞争和保障合同执行的健全的法律体系。
而普遍让企业家头疼的制度性商业环境还有转型期社会信用体系的薄弱。因为企业信用不高或失信问题，我国每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数千亿元人民币。没有有效地对失信者进行约束和惩戒，大大影响经济运行的速度、效率和质量。
培养一个企业家如十年树木，毁掉一个企业家如巨斧砍树。企业分配制度的滞后曾经给予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因此吴晓波认为，光靠企业家无法改变体制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家阶层形成集体的力量。
吴敬琏则对转型时期的贫富差距所引起的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偏见表示过强烈关注，他认为，“华人是天生企业家，但大陆华人企业家的成长环境亟待改进。不善待企业家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但他同时也希望企业家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和更多的努力。
好在社会在向前走，人们对于企业家的认知度也在向更好、更宽容的方向走。美国企业研究所（AEI）6月20日公布调查报告，比较美国、欧洲及中国民众对企业家的看法与创业精神，显示中国民众普遍肯定企业家的贡献及精神。在题目“企业家创造的新产品和服务让我们所有人雨露均沾”中，美国民众同意此论述者有94%，中国民众有87%，欧洲民众只有78%。此外，不论是美国、欧洲或中国民众，都不约而同认为繁琐的行政程序会阻碍创业。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的商业环境潜藏着诸多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对企业家而言，过去辉煌的成功经验不仅不能用做炫耀的资本和奉为圭臬，有时甚至会成为前进之路上的羁绊。新的商业竞争环境正如台风般毫不留情地摧毁着旧的经济世界。现实面前，我国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将日趋激烈，而且还将与来自全球的企业巨头、企业领袖们面对面过招。那些梦想着在世界舞台上一展风采的企业家们，需要思考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