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讲清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儒学有其形成的广阔背景，有典型的博大体系，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华文化就像一棵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树，这棵树枝繁叶茂、生命坚韧，在不同时期结出了不同的文明花果。把握儒家思想之大体，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天下为公”与中国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

　　2500年前，孔子创立了儒学，孔子思想的突出特点在于对以前数千年文化的继承总结、凝练提升。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好学”而“博学”。孔子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的文化创造，站在当时历史的制高点上济古维来。梁漱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

　　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追求社会和谐、人心和顺，始终有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上古三代礼制损益因革，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社会的基本规则。孔子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公之治”，形成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在他心中的“大同”世界里，人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老安少怀，有爱有敬;盗窃乱贼不作，奸谋闭而不兴。

　　孔子“天下为公”观念指人的公德意识和公共意识，强调人的社会性存在。只要人们发生社会联系，这个追求就不会改变，也不应改变。儒学注重人性和人的价值，考虑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处理人心和道心、人情和人义、天理与人欲的关系。

　　孔子“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一直是中国人的追求，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梦想。有梦想就能创造、敢奋斗、善团结，就不畏山高路长。“天下为公”是人生的方向、社会的方向，是人类的大道、世界的大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

　　2.“为政以德”与社会规矩意识和管理规则

　　人组成社会，就要有社会管理。在孔子心目中，治国就像驾车，驾驭车马要“以道服乘”，治国理政更是如此。孔子说：“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这里，“霸”指的是强大，“王”意味着伟大。越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越需要共同信念与信仰。《周礼》六官中，“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那时的人就特别看重董正治官，树立正气，化民成俗。正确价值观的建立，为政者十分关键。周代就强调敬德保民，孔子更主张为政以德。

　　儒家特别注重社会管理，尤其注重管理者的素质。在孔子那里，“为政以德”就是“以正为政”，他的方法简单明了，就是用为政者的正引导社会的正。孔子认为，以正为政则无不正。各级管理者都应该尽力“正其身”，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

　　儒学是君子之学、大人之学，就是要培养明是非、知荣辱、能担当、敢引领、格局大的社会精英。孔子告诫为政者“子欲善而民善”，力图使他们清楚“风行草偃”的道理。“君子”要德位相配，是德与位的统一体。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应是高尚的人。这是中国君子文化的精髓与要义。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树立和培养道德，干部是主导，学校是主场。干部有政德，教师能传道，学生“思无邪”，久久为功，润物无声，就会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孔子说“人道，政为大”，说“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人道之正在于政，孔子强调正名，也是上行下效的问题。为政在于正名，在于使人们遵守规则与规范，履行责任和义务。

　　“为政以德”就要“为国以礼”。礼具有决嫌疑、济变、弥争的功能。儒家礼文化博大精深，使中国成为最讲礼的国度。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许多孔庙建有“礼门”“义路”门坊一类的建筑，昭示人们要遵道而行、循理而动，要人们做人讲规矩，办事守章程。这对于国家治理和党风廉政建设都有借鉴意义。

　　3.“推己及人”与个人价值观念和修养方法

　　“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的道德修养、社会伦理准则就是和谐与和平的保障。瑞士著名哲学家孔汉思在起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时，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两点：一个是人道，即孔子说的“仁”;另一个是孔子在人文规则历史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教人修文德，立忠信，特别注重推己及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曾子说就是“忠恕”。孔子认为，现实世界由“太一”化生而来，“分而为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处理这些两两相对的关系，需要有忠恕之道，需要有“一”的思维，由修己而推己。

　　儒家注重“人道大伦”，希望推衍“爱与敬”。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人有爱有敬，才能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认为修养要从家庭开始，修身须从孝悌起步。儒家的“仁爱精神”“敬畏观念”正是“爱”和“敬”的问题。三国时魏国人刘邵说《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他在《人物志》中说“人道之极，莫过爱敬”，说明他把握了儒家学说的精髓。儒学的这些特征，对于人的道德培养，尤其对于青少年的是非观、价值观培育有重要价值。

　　4.“执两用中”与人生的行动纲领和思维指南

　　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中道。孔子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它是道德准则，也是思想方法，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中庸”即“中之用”，就是“用中”或“使用中道”，按东汉郑玄的说法就是“中和之为用”。孔子讲的“中”是“时中”，是根据条件变化而不断调整的“中”。中庸的精髓在于有“经”有“权”，中庸指人在为人处世中不断纠偏的过程。

　　人处在天地之间，就应当效法天、地之道。《逸周书》讲：“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又说“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所以孔子强调说：“夫礼，所以制中也。”“以礼制中”的同时还“以刑教中”，儒家讲德主刑辅，那么怎样以刑辅德?儒家注重德治，但从没有忽视“刑何以辅德”的问题，所以孔子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在“时中”哲学里，中的标准就是合宜、合理、合礼。“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无可无不可”，一是“无过无不及”。也就是说，一切要以是否合“义”而定。可见，“中庸”不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处世准则，也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孔子晚年喜《易》，所作《易传》尤其看重“时”与“变”，他强调时中立极，多次说“与时偕行”“与时偕极”。孔子的中道原则追求中和境界，让人不拘泥、不保守，让人不偏执、不极端，让人与时俱进，不故步自封，体现了孔子思想儒学学说的高度与深度。

　　历史总在不断发展，在“损益”中前进。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中庸”有很强的实践性，儒家思想在政治与社会的各方面都包含有中庸思维，体现了“时中”的智慧。作为一种修行方式或自我教育方式，中庸强调至诚无息、择善固执。儒家中道思想注重以人为本，以人性为主体，使个体发展与社会和谐相协调，这是社会法则，也是人道原则。中庸方法是进取的哲学，是和谐的哲学，中国儒学精神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之一。

　　总之，儒学铺染了中国人的生命底色，包含了我们的价值信念与民族精神，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