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有机生命的源泉，而文化由人这一高级有机体创造，因此，水(尤其是人类饮用、农作物灌溉需要的淡水)是文化生成的必备条件。能够为人类生存及发明发展源源不绝地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流。

　　轴心时代形成的世界诸古文明，多已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如尼罗河文明被罗马化、阿拉伯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被波斯征服，印度河文明先后雅利安化、穆斯林化，唯有中华文明于起伏跌宕间传承不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域广阔、地理形势错综，存在平行互补且有自然屏障相间的两个大河文化：雄浑的黄河文化、清奇的长江文化，所谓“北峻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当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气候转向干冷、胡马南征等缘故而导致文明渐趋衰落之际，长江流域后来居上，焕发其优越的自然禀赋，成为粮食、衣被、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和人文胜地。又因黄河流域邻近游牧区，长城被突破，就可能被游牧人群占据，而“长江天堑”便成为一道防卫线，拥有巨大经济、文化潜力的长江流域为华夏文明提供退守、复兴的基地(东晋、南宋为显例)。经由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承接与创造性发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义得以保持与光大。得两条大河的滋养与回护，是中华文明于数千年间延绵伸展、从未中绝的原因之一。

　　中国广土众民，历史悠久，其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呈现婀娜多姿状貌，切忌作简单化的描述与概括。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指出：

　　把中国文化看成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他地域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

　　要获得对中国文化完整而深刻的理解，须多做具体的分区考察，包括对大河流域文化作专题研究，以为综合与抽象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中国文化史在这方面有着深厚的积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当时南北东西各地的物产和人文特色有传神的描绘。东汉史家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集上述之大成，对当时的中国作出“域分”，记录各地风俗，绘制出文化地域特征的生动画卷。以《汉书》为端绪，历代正史皆设地理志，以各朝疆域为范围，以政区建制为纲目，分条记述山川、物产、风俗，形成文化区研究传统。

　　至于流域考察，战国成篇的《管子·水地》已开其端，而自《史记·河渠书》始，诸正史及地方志多有记述河流及其整治的专篇，还出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那样的考析江河的专著，详述以黄河、长江为重点的一千余条河流，及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这些篇什奠定了流域研究的坚实基础。

　　黄河流域分为“甘青”“三秦”“三晋”“燕赵中原”“齐鲁”等文化区，长江流域分为“青藏”“滇黔”“巴蜀”“荆楚”“皖赣”“吴越”等文化区。

　　作为文化的空间分类，文化区由自然、社会、人文三重因素所决定，三者在历史进程中综合地域文化特色。文化区并非静态、凝固的存在，而是因时演变的。一般而言，构成文化区的自然因素变化缓慢，社会、人文因素迁衍较快，正所谓“江山依旧，人面全非”。王夫之常用“天气南移”“地气南徙”表述文化重心的区间移动，而他所谓的“天气”“地气”，并非专指自然之气，而是自然、社会、人文的综合，更多地包蕴社会、人文因素。

　　自从具有理性的人类介入，造成文化世界，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变化往往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运动。即以各地土壤肥瘠的变迁而论，便深深打上人类活动印记。曾被《禹贡》(反映周秦之际状况)列为下中、下下的长江流域，至近古已成上上之地，如宋人王应麟所说：“今之沃野，莫如吴越闽蜀。”至于各地风俗、学术的移动，更是古今起伏，时有更迭，“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在作流域及文化区研究时应予注意的。■